这本书的主体部分是我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期间作的博士后出站报告，该报告获得了中国博士后科学研究基金一等资助，同时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地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佛教因素”（40571152）成果之一。我的博士后工作，说来也很偶然。2007年一次广州佛学会议的机会，我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张伟然教授邂逅，被他的“佛教地理”研究方法所吸引。由于此前我的佛教研究主要集中在佛教哲学与观念史层面，张教授历史地理视野下的佛教研究方法使我耳目一新，于是也想换个视角看看中国佛教在时空互动过程中的一些历史实态，以便拓宽自己的佛教研究方法和视野。如张教授所言，大陆佛教研究者大多出身于哲学系，长于义理而薄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训练；而在此背景下的佛教史书写，也往往局限在佛学思想史与宗派史的范围。就我个人而言，由于从本科到博士阶段一直就学于中文系与哲学系，故补上系统的历史学训练也更为必要。
进站两年多来，张教授虽是吾师，亦吾兄长。在我的眼里，这位大哥为人率真、坦诚、耿直，且对学术充满激情。与之相处论学，自然亲切，毫无芥蒂。张兄平常言谈幽默风趣且不拘礼节，而一涉及学术问题，则立马特别较真，纯然一派书生本色。在治学方法上，张老师时常告诫于我：哲学重在创造性的“发挥”，而历史学要在史实基础上的“发明”。故此以后，我作这篇历史学博士后报告的时候，亦常常小心翼翼，尽量凭事实说话，不敢再像以前沉溺于形上思辨时那样“创造性”地“发挥”了。
博士后期间，我的史学训练虽无大的长进，但也还是有些收获与体味：其一，对文献资料的态度与感情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我做佛教哲学思想研究时，主要依据汉语佛教经典及部分外文文献资料，因此资料方面相对比较容易获取。进站以来，由于研究对象涉及不少民国期间的文献档案资料，必须多方搜寻查阅，不可或缺。于是我奔走于图书馆、史志办、档案馆之间，每得一份有用资料辄怦然心动，小心翼翼地解开系于发黄破损纸页上的包扎绳索，喜从中来。此种对资料的情感体验，此前未曾有过，或者从未如此强烈。其二，在佛教研究方法论上，这几年的研习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史料搜集、整理与运用方面的功力欠缺。不过，哲学思辨与历史实证在方法上毕竟相去甚远，此种方法切换带来的痛苦也在我的博士后报告写作过程中不时展现出来。尽管现在我对历史学方法的运用仍有不足，但无疑却增长了我处理文献资料时的耐心与细心。诸如此类，我想对于我今后的治学思路、知识视野，特别是佛教的整合性研究一定有所裨益。
近代上海居士佛教不仅是中国近代佛教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上海城市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此前的这一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事实上，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无论在组织形式，还是慈善形式上都具备了中国佛教“近代转型”的社会化特征，这一课题的研究对进一步了解中国佛教近代化以及佛教参与社会救助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不过，相关民国时期的居士佛教文献资料大多散落，不易搜寻。故现在呈现的这一研究成果，虽然费了不少体力与脑力，但还只能说是一个初步的探索，有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尚待进一步补充与修正。
值此小书出版之际，还是要再次感谢张伟然老师。我很珍惜在复旦与张老师相处论学的时光，如果我在历史学方法上稍有习得与进步，那全是拜张老师所赐。在此，我也要真诚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的刘冬雪女士，是她耐心与细心的工作使得本书能早日出版，并有所增色。
最后我想说的是，就在此书完稿的几个月前，最疼爱我的老父亲阖然长逝，把与他相关的一切都留在我那悠深而不可触及的记忆里，让我再一次体味到死亡的无情与无奈！虽然佛教说，死亡不是终结，悟得“无生法忍”方能自在解脱，但常情如我，尚难有此境界。我只能祈愿爸爸在另一个世界里过得更好，我也会努力学会用另一种方式和他继续相处与交流。当然，生活还得继续，我的妻子女儿以及身边的师友与一切善知识的支持和微笑将是我生命中的荒漠甘泉！
唐忠毛
2013年6月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