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情感的意义——它不取决于对某个神的崇拜——它的特点——信仰的强大是因为它采取了宗教的形式——不同事例——民众的上帝从未消失——宗教感情复活所采取的新形式——无神论的宗教形式——从历史角度看这些观念的重要性——宗教改革、圣巴托洛缪大屠杀、恐怖活动和所有类似事件，都是群体宗教感情而非孤立的个人意志的结果。
我们已经指出，群体并不推理，他们对任何观念要么全盘接受，要么整体拒绝；他们不能容忍议论和反驳；施加给他们的暗示，会侵占他们理解力的整个领地，并且倾向于立即转变成行动。我们还指出，受到适当暗示的群体，会为自己深受鼓舞的理想而牺牲自己。我们已经看到，群体只怀有暴力和极端的情感，同情很快就会变成崇拜，而一旦心生厌恶，几乎会立即转变为仇恨。这些大体上的迹象，已经让我们预感到了群体信仰的性质。
当我们仔细考察这些信仰时，不论是在有着狂热宗教信仰的时代，还是在发生了像上世纪那样的政治大动荡的时代，他们总是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形式，除了把它命名为宗教情感，我想不出更好的称呼。
这种情感具有非常简单的特征，比如，崇拜某个想象中的高高在上者，畏惧某种施加于己的神奇力量，盲目服从它的命令，没有能力对它的信条进行讨论，渴望传播这种信条，倾向于把不能接受它的人视为敌人。这种情感应用的对象，不管是一个看不见的上帝、一具木头或石头雕像，还是某位英雄或政治观念，只要它表现出了上述特征，它的本质就是宗教化的。我们还可以发现，它会在同等程度上表现出超自然和神秘的因素。群体下意识地把某种神秘的力量等同于一时间激起他们激情的政治信条或取胜的领袖。
一个人如果只是崇拜某个神，他还算不上是虔诚的信徒，只有当他把头脑中所有的精神资源、彻底服从的意志和发自肺腑的狂热激情，全部奉献给一项事业或者某一个人，将其作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动的目标和指引时，才可以说他是虔诚的。
偏执和狂妄是宗教情感的必然伴侣。凡是自信掌握了今生和来世幸福秘密的人，不可避免都会有这样的表现。当聚集到一起的人受到任何一种信仰的激励时，在他们身上也会发现这两个特征。恐怖统治时代的雅各宾党人，骨子里就像宗教法庭时代的天主教徒一样虔诚，但他们残暴的激情也有着同样的来源。
群体的信念具有盲目服从、强烈的偏执以及要求狂热宣传等这些宗教感情所固有的特点，因此可以说，他们所有的信仰都具有宗教的形式。受到一个群体拥戴的英雄，对于这个群体来说就是名副其实的神。拿破仑当了十五年这样的神，从没有哪个神拥有更多的崇拜者，更轻易地让他们慷慨赴死。即便是基督教的神和异教徒的神，对那些任由他们支配的头脑，也从未行使过如此绝对的统治权。
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他们之所以能让自己的信条得以建立，都是因为他们成功地激起了群众狂热的情感，使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并且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赴汤蹈火。这一点在任何时代无一例外。甫斯特尔·德·库朗日在其论述罗马高卢人[52]的杰作中准确指出，维持罗马帝国的绝对不是武力，而是它所激发出来的虔诚的赞美之情。他正确地写道：“一种受到民众憎恶的统治形式，竟能维持五个世纪之久，这在世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区区三十个帝国军团，竟然能让一亿人民俯首帖耳，这实在是令人费解。”他们臣服的原因在于，皇帝是罗马伟业的人格化象征，他就像神一样受到了全体人民的一致崇拜。只要在罗马的领土之内，即使是最小的城镇上都设有供奉皇帝的祭坛。“在当时，从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都可以看到一种新宗教的兴起，它的神就是皇帝本人。在基督教兴起之前的许多年里，以60座城市为代表的整个高卢地区，在里昂城附近共同建造了纪念奥古斯都皇帝的神殿。由高卢城邦联合推举的大祭司，是当地的首要人物。……我们不可能把这一切归因于恐惧或者奴性。整个民族不可能全都充满奴性，尤其不可能三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崇拜君主的并不是那些侍臣，而是罗马；不仅仅是罗马，还有高卢地区、西班牙、希腊以及亚洲。”
现如今，大多数支配着人们头脑的大人物们，已经不再设有祭坛，但是他们还有雕像或者画像，以他们为对象的崇拜行为，和他们的前辈所得到的相比毫不逊色。只有深入了解群体心理学这个基本问题，才能获得对历史哲学的理解。在要求任何东西之前，群众首先需要一个上帝。
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些只是过去时代的迷信，早已被理性彻底清除。在同理性永恒的斗争中，情感永远都是战胜方。群众固然已听不到神或者宗教这类词汇，正是以它们的名义，群众长期受着奴役。然而近百年来，他们从未拥有过如此多的迷信对象，而古代的神也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受到崇拜的雕像。近年研究大众运动的人都知道，在布朗热主义的旗号下，群众的宗教本能是多么容易复活。在任何一家乡村小旅馆里，都能找到这位英雄的画像。他被赋予了匡扶正义、铲除邪恶的权威，成千上万的人愿意为他献出生命。如果他的性格能配得上他传奇般的名望的话，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一定很伟大。
由此可见，断言宗教对民众来说必不可少，实在是没什么意义的老生常谈，因为一切政治、神学或者社会的信条要想在群众中扎根，都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能够把危险的讨论排除在外的形式。即便它有可能引导民众接受无神论，这种信念也会表现出宗教情感中的所有偏执激情，而它外在的形式很快就会表现为一种崇拜。实证主义这个小宗派的演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例证。见解深刻的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53]给我们讲述的他亲身经历的虚无主义者的故事，很快就会发生在实证主义[54]者的身上。有一天他受到理性之光的启发，撕碎了一间小教堂里祭坛上的诸神和圣人的画像，熄灭了蜡烛，随即用无神论哲学家——如毕希纳和莫勒斯霍特——的著作取代了被损毁的物品，然后他又虔诚地重新点燃了蜡烛。他的宗教信仰的对象变了，但是真能说他的宗教感情也变了吗？
我再重申一遍，如果认识不到群体信念长期采取的宗教形式，便不可能理解某些历史事件——而且它们恰好是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对于某些社会现象，更应该从心理学家的角度，而非自然主义的角度去研究。我们的大历史学家泰纳仅仅从自然主义的角度来研究法国大革命，因此他往往注意不到事件的真正起源。他充分观察了事实，然而由于对群体心理学缺乏研究，他便永远也找不出它们的起因。事件血腥、混乱和残忍的一面让他感到惊恐，在这出伟大戏剧的主人公身上，他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群癫狂的野蛮人，肆意放纵自己的本能。这场革命的暴烈，它的肆意屠杀，它对宣传的需要，它向一切事物发出的战争宣言，要想对这些得出恰当的解释，就必须认识到，大革命只不过是一种新的宗教信仰在民众头脑中的建立罢了。大革命、圣巴托洛缪大屠杀[55]、法国的宗教战争、宗教法庭、恐怖时期，都是同一类现象，都是受宗教情感激励的群体行为，凡是怀有这种情感的人，必然会用火与剑去冷酷无情地清除那些反对建立新信仰的人。宗教法庭的方法，和一切有着真诚而不屈信念的人所采用的方法一模一样。假如他们诉诸其他方法，就算不上是信徒。
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大事件，只有在民众的灵魂想让它们发生时，它们才有可能发生。即使最专制的暴君也没法引起这类事件。当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圣巴托洛缪惨案是由一个国王所为时，那么他显然和那些君王一样，对群体心理一无所知。此类事件，只能由群体的灵魂来推动。即使是握有绝对权力的最专制的君主，充其量也只能加快或延缓它们奏效的时间。圣巴托洛缪的大屠杀或是惨烈的宗教战争，并不完全是国王们的杰作，就像恐怖时期并非罗伯斯庇尔[56]、丹东[57]或圣鞠斯特[58]的杰作一样。在这类事件的深处，我们总能发现群众灵魂的运作，而非统治者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