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段漫长的遨游之后，我们总算对虎丘禅系弘传至清初的历史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换言之，我们也可以说对南宋、元、明、清初的临济禅有了一个大体的认识。虎丘禅系自“瞌睡虎”绍隆建立以来，历经了二十多代禅师的弘传，终于在明末清初谱写出了最为绚烂的篇章，形成了临济宗最美的夕阳晚照。反观这段历史，其中确有不少可资后世丛林借鉴的经验，也有不少值得引起宗门重视的教训。
站在禅宗弘传的角度上讲，中国的禅宗自创立以来，直至虎丘禅系的弘传，其法脉的兴衰，始终与封建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直接相关。禅宗发展至北宋以后，宗门的公案语录文字迭出，各种灯录的编纂也日趋完善，而以文字的形式诠释禅门公案的着作于爰生焉。自汾阳善昭开颂古之先河以后，发展至昭觉克勤的《碧岩录》，则已经集文字禅创作之大成。在文字禅兴盛至极时，与之相对治的看话禅与默照禅亦应运而生。其中，克勤的门人宗杲非但创立了看话禅，他而且还大胆地销毁了乃师克勤的《碧岩录》刻板；而在宗杲把看话禅推向极致的同时，天童正觉也创立了“默照禅”，与宗杲的看话禅形成对峙。虎丘禅系处在这样一种禅学背景下弘法，势必会对当时的禅学思潮作出必要拣择，从而开辟出一条有利于临济禅法久传的道路。由于受赵宋“郁郁乎文哉”的大文化背景之影响，虎丘禅系自绍隆至咸杰并无很大的起色，即便是禅师的接机，抑或是学人的参禅，均难跳出文字禅的窠臼。纵观当年那些禅师的《语录》，其文字委实乎精美，然其开法并非如同唐代的宗师那般斩钉截铁，而是拖泥带水，乃至师徒间的机辩动辄上十转，这种作风实在有违曹溪以来当下即得的顿旨。与此同时，像“人对中宸，阐扬般若”的虎丘禅系中兴禅师咸杰，他虽然对于提升虎丘禅系的地位有着重要的贡献，但他那种“洒(酒)肆茶坊，红尘闹市，猪肉案头，蓦然筑着磕着，如虎戴角，凛凛风生”的禅机，无疑将禅宗进一步世俗化了。因而，尽管他生前“七镇名山，道满天下”，但到了其门人破庵祖先那里，其弘法却并不顺利了，祖先的一生弘法几乎处在半分座半正座之中。到了无准师范时，禅风遂为之一转，被宗杲提出的看话禅已经引起了空前的重视，师范本人也是因看“禅是何物，坐的是谁”以人道。是后师范颇得宋理宗的赏识，宫廷的厚赏也有助于他修葺径山万寿禅寺，加之师范本人“不录过，不没善，不受谮，惣不执法厉众，是以天下之士归之如市”。自师范开始，便注重圆融儒、道两教，此后的祖钦与明本等宗师继而踵之，遂使禅宗自觉地与东土的儒、道融合起来，从而将印度佛教的中国化推向了终极。
虎丘禅系发展至祖钦时，宋鼎随之倾覆，出身蒙古族的忽必烈终于统一了中国。异族统治者的人种等级制度与对南人的歧视，本来就造成了禅宗弘传的种种不利，加之元统治者又奉喇嘛僧为帝师，歧视汉地佛教，且于佛教又注重于做功德、作佛事及寺塔兴造，这些对于致力于明心见性的禅宗更是极为不利的。又兼佛、道之争中以道教取胜，道教徒侵占禅宗寺庙的事情屡屡发生，这些对于禅宗的弘传无疑是雪上加霜。而在佛教内部，又发生了禅、教之争，从而导致了“廷辩”，最终以教家取胜，这一结果自然使禅宗的发展空间日趋狭小。然“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处在元代夹缝中生存的禅宗居然造就了高峰原妙这样的大师，因而使禅宗的慧命得以延伸。原妙以高尚的僧格出世，他远离元统治者，在深山绝壁处闭“死关”修持，赢得了僧俗的尊重，更引起了乐静禅和的奔辏。在禅教上，原妙进一步强化了看话禅，从而杜绝了赵宋文字禅之流弊；在接机上，原妙注重门人的素质，从不滥收弟子；在道风上，原妙恪守毗尼，整肃了道场的清规，从而取信于天下丛林。由于有原妙崛起于元代，方使绵历岁华的虎丘禅系得以薪火不断，其门人明本堪为高峰门下的“竿上林新篁”。明本的禅法弘传既与元统治者之间保持了恰当的距离，同时又获得了元统治者的认可，更兼他清规整肃(有《幻住庵清规》传世〕，其本人也随遇而安，有时隐名僦城隅土屋以居，有时甚至还住在船上，其德望足以振兴虎丘禅系。在禅法上，明本不止是主张圆融佛教中的密、律、教、禅四宗，而且对于中国本土的儒、道二家也取兼容态度；在禅教上，明本在遵循原妙看话禅，主张“将个无义味话头放在伊八识田中”，并开始将念佛引入禅修之中。再传至千岩元长，则在承袭看话禅的基础上，对所看话头的内容有所扩展，坚持原妙以来踏实修行的作风，因而禅林所作皆得成办。元代统治者虽然歧视汉人与禅宗，但由于他们疆域宽广，管辖鞭长莫及，且元代的科举废弛已久，致使文人与禅师同处岩穴的局面形成。这种局面倒是无意中给了本来乐于幽居的禅宗以合适的发展空间，许多南方的禅门宗师因此而大弘法教，最终致使元统治者也不得不采用封号的形式去笼络一些知名的禅门宗师。
明代的开国君主朱元璋虽然是沙弥出身，但他对佛教、尤其是对禅宗的管制日益酷烈，是他造成了明代禅林的空前衰败，禅僧除了“深人崇山，刀耕火种，侣影伴灯，甘苦空寂寞于林泉之下”之外，也是别无出路的。虎丘禅系从万峰时蔚到幻有正传一共九代宗师，每代均是气如悬丝，连维持法脉的延续都很艰难，也就无从说起有所作为了。直至明末清初，明统治者对佛教的管制力逐渐减弱，清统治者对天下的有效统治并未完全形成，才给禅宗的发展营造了有利的空间。自幻有正传起，禅风有了实质性的改变，再传至密云圆悟、天隐圆修与雪峤圆信，则法门大启，揭开了虎丘禅系最美的一页。正传的禅法弘传大胆地跳出了统治禅林达三百多年之久的看话禅的怪圈，开始向晚唐五代时期活泼泼的禅风回归，临济活脱脱的禅机至此又重放异彩。到了正传的门人圆悟那里，他挥舞“一条白棒”，横行天下，将乃师的凌厉剀切禅风发展到了极致。而圆悟的门下也龙象迭出，其中既有着作等身的费隐通容，也有踏实修学的五峰如学，更有具足弘法能力的破山海明，也有说法宸宫的木陈道态，还有自创家说的汉月法藏。而在圆悟挥“一条白棒”接纳天下衲子的同时，圆修则恪守看话禅教，与圆悟的激烈禅风之间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圆修门下不但有誉满宸宫的玉林通诱，而且还有作风踏实的箬庵通问，是他们将临济的法水沃溉到了历史的尽头。
反思虎丘禅系的这段弘传历史，我们似乎可以总结出以下经验。首先，禅宗的弘传必须具有适宜的社会环境，自初祖达摩的面壁到虎丘禅系的弘传，凡是法脉兴旺之时，无不是处在统治者干预最少的时代。在虎丘禅系之前的晚唐五代的动荡社会曾促使禅家五宗的形成，而在虎丘禅系弘传中的明末清初又迎来了临济宗风的空前兴旺，均说明了这一道理。因此，禅宗在弘传的过程中，如何坚持远离政治、远离统治者的管制而又不与统治者形成对立的情形下弘法，这始终是禅门宗师必须考虑的重要课题。其次，禅门修学如何保持宗门的本色，做到宗风不坠，这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赵宋禅风的“文”造成了看话禅的问世，而作为影响丛林达数百年之久的看话禅，其死死咬住一个“无义味话头”的作略，毕竟与达摩祖师“借教悟宗”的宗旨相去甚远，也与曹溪顿旨不符。诚然，在禅法弘传的历程中，后世宗师不可能不对祖师禅教作出适当的调整，但这一调整的适度必须建立在不违祖师宗旨的基础之上。再次，禅宗在弘传的过程中，必然会对佛门中的其他宗派、乃至东土文化有某些吸收，但这一吸收同样必须考虑到不改变自家宗旨的这一原则。譬如参禅与念佛，早在四祖道信禅师时便已提出，后世的禅师也有兼容者，其间以五代的永明延寿最具代表性。然这一作风发展至元代的明本则开始有些出格，降及其门人天如惟则，则居然放弃禅家宗旨，杜撰所谓的永明《四料简》来贬抑禅宗，他这样做是无异于彻底摧毁禅宗基业的。又如禅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兼容，早在北宋时期的佛日契嵩的比附儒、佛便已出格，而发展至明本与惟则，也似乎有些兼容过度。这种兼容佛门各宗、吸收儒、道思想的作为降及汉月法藏，可谓集大成者，他藉仰山圆相来表达威音佛的宗旨，并由此而驳杂地吸收禅家五宗作略、进而吸收佛门各派思想，最终连东土文化也在其包容之中。融合本身并不是坏事，但在融合的过程中必须有所拣择，才能形成有机的思想整体。尽管法藏的禅观有所创新，但他的威音王圆相之禅学理论实在过于驳杂，因而也前后抵牾，始终无法形成一个严密的禅学思想体系。法藏的这种作风倒是间接地影响到了二百多年以后的谭嗣同之《仁学》，二者同是集天下一切思想、学说于一体的“大杂绘”。
末了，我们也不得不指出：禅宗气数的衰竭，很与帝王的干预直接相关。自从雍正帝整饬禅宗以来，禅家法脉便江河日下，最终气索，我们仅从杨仁山时期所见到的禅僧把邱长春的《西游记》当作禅门典籍来阅读一事，就可以发现雍正楷定禅宗世谱、硬把张道士塞进禅门宗师的谱系中的恶劣影响来。
以上数端，姑陈于此，聊供达者一粲。时2005五年12月18日，蔡日新谨识于长沙北郊怀瑜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