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三的上午，大概10点半光景，我正在编辑部上班，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我抓过话筒，电话竟是黄维打来的！不过，还好，他的语气还算温和，而且第一句话说的是他自己：“我现在在文史专员办公室，刚开完会。开会嘛，还不是老一套，大家在家里呆了一个礼拜，闷得慌了，凑到一起磨磨嘴皮子……“我今天跟你商量一件事，”黄维的声音大了一些，“当时不是跟你谈过修改文史资料吗，这种事情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复杂，光靠我们几个老头子是不行的。上午有两位文史专员建议把你借过来当编辑．文史办公室主任也同意了……”
“那么您的意见呢？黄伯伯。”
我对着话筒问。其实我已经听出他的意思了，故意问一句，是想知道在我的事情上，他怎么突然改变了主意。“我倒无所渭。天下这么多事情要做，很难说哪种事情该做，哪种事情不该做。不过，想到你初入世尘，历史懂得不多，头脑过于简单，性格上又偏于天真浪漫，所以若是从长着计，不虚年华，我以为你还是到政协这边来好……”
“那么我来好了，黄伯伯！”
我肯定地说。我肯定的是他的好心。至于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反正他有他的结论，我有我的结论，而这些结论的产生，各自又都拥有各自那一块坚实的土地，所以我想，那些相去甚远的地方，不会因为关在同一间房屋的缘故而会缩短它们的距离的。
征得我所在的文学刊物负责人的同意，我很快去了政协机关。连铺盖卷也随着去了。机关宿舍紧张，我的床位就设在文史专员办公室里。办公室是个长长的通间，3道门，4堵墙，大小共有3间屋子。我住在最里面的那一间。那间屋子里面，过去放有沈醉的一张办公桌，现在被沈醉自己抬出来，放到最外边的那间作为客房和会议室的大屋子角落里去了。
我，却被这些老人们放到了办公室的中间位置，尽管我的办公桌紧靠着我的床头，而不在中间的那间屋子里。
这不，原国民党第79军中将军长方靖，拄着拐杖慢慢朝我走来。他的腿被自行车撞伤过，走时吃力，坐时也吃力，更不便轻轻松松地躺下来。但是，他在我的床上躺下来了。当然，只躺了一会，他的目的是与我说话：“你这张铁床弹力还好，就是棕垫厚了一点，不软和，你换成棉褥好了……”
杨伯涛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我的办公桌前，他过去担任国民党第18军军长，与我舅父共事多年：“小黄，你听我说，从现在开始，你每个礼拜天都到我家吃饭，政协食堂那天只开两顿，你怎么受得了，你一点也用不着客气，我和你舅父早在恩施第6战区长官部时就是隔壁邻居，通家之好哩……”
“你来，你来，有人会。”倒是在中间屋子办公的原国民党第5军副军长李以，站在门楣之下朝我招招手，把我给叫出去了。我随他来到客房，随他在沙发坐下。他则笑眯眯地对坐在对面沙发上的来访者说：“你刚才不是问我们过去的军阶么？现在我可以完整地给你介绍了：我本人是中将，站在里面屋子的那位是杨伯涛先生是少将，坐着我旁边的这位黄济人先生是小将……”
在主人和客人的哄堂大笑声中，溥杰推门进来了。他过去属于伪满战犯，既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又是宫内的侍从武官。当他昔时大气不敢出地站在太和殿下的时候，大概就对那个戒备森严的世界有所抱怨了罢，所以现在他喜欢大笑，喜欢人人都大笑。而此间只有我一个人胀红着脸的时候，他就拍着我的肩，把我送回里面那间屋子了：“你要的条幅，我写好带来了。你是挂在卧室的，所以我录了我今年夏天去青岛避暑时作的一首即兴诗：面海倚南窗，风融海气香，涛声来枕畔，昼寝梦亦凉……”
溥杰大笑着走了。杨伯涛挥着手走了。李以眨着眼走了。方靖拄着拐杖点着头走了……他们走了还会来的，明天就会来的。可是，明天是星期几呢？不知怎的，我还是等待着星期三。与这些每日上班的老人们朝夕相处，自然不会感到孤独的愁闷，但是，人就是这样，天天呆在一起，往往觉得缺乏新意，而偶得一见者，似乎才能生出浓烈的快乐和意外的惊喜来。等待的日子到了。黄维穿着黑大衣来了，依然是腰杆竖得直直的，胸膛挺得高高的，脚步走得重重的。我透过窗户玻璃，看见他走过院坝、走上台阶、开始步入房门的时候，便慌忙站起身，抓过办公桌上刚刚写好的一封信，跌跌跄跄地走出里屋，迎上前去。这封信里有点儿急事情，所以我准备见过黄维以后，趁着开会之前专程跑一趟离机关大门不远的邮局。“黄伯伯！”我站在他跟前，高声叫道。
“嗯，嗯。”黄维瓮声瓮气地哼了两声。他没有寒暄的本领和习惯。他头也不抬地解开大衣纽扣，直直地从衣袖里取出胳膊，然后将肩头轻轻朝上一耸，那件黑色的呢大衣便又像披风一般，飘飘洒洒地掉落在沙发靠背上。这才是他的本领和习惯哩！
“你给谁写的信？”他坐在沙发上问。显然是随便问问。“给家里。”我站在他面前说，也是随便说说。
“你给家里写信，怎么好去用公家的信封呢！”黄维两团黑眉拧在一起，两只眼睛大大地睁着。他竟认起真来，“这样不好，不好的呵……新社会也罢，旧社会也罢，公私都是应当分开来的……小事情做得不好，大事情你又怎么去做呢……”
我哑口无言，尽管大气粗粗。我自认为倒霉，不怪他的眼睛！他睡，为了他躺；他躺，为了他坐；他坐，为了他站；他站，为了他走，他走，为了他看，为了他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连小小的一个信封也不放过！
我一把将信塞进我的裤袋，掉头走了。我回到里面屋子，回到自己办公桌前，先后撕掉两样东西。先撕掉的是我从裤袋掏出来的那个印有“文史专员办公室”字样的信封。后撕掉的是办公桌上那页翻开着的印有“星期三”字样的台历……我不再等待星期三。星期三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灾难”的日子。哪怕这天红日当头时分，在那窗明几净的文史专员办公室里，我也只能看见一团飘然而降的乌云。当然，这对于“避难”而言，却不失为一种信息。所以自此以后，每到星期三，我就干脆佯称手头有事，独自躲进后院深处的资料室去了。
可是，今天是星期几呢？不是明摆着的一个礼拜天吗！每日上班的人今天都不来了，黄维这天上午8点半钟来干什么？而且走得这样急，这样直，直端端朝着我的床头走过来，以致让我改变一下姿势都来不及——我正斜靠在铺盖卷上看昨天的《北京晚报》哩！
“你快把鞋穿上，去政协礼堂开会！”
“开什么会？我没接到任何通知。”
“我现在不是叫你来了吗！今天军事组开会，临时确定现在开的……你动作快一点好不好，要是打仗，我看你只有当俘虏的命！”
趁着弯腰系鞋带的当儿，我忍俊不禁了：军人离不了打仗，文史专员要算文人了吧，也离不了打仗。可是，前段时间发生的“战事”，不是已经结束了吗：那时候，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正在组织编纂一部有关淮海战役的回忆录，所收篇目都是参加了这个战役的原国民党将领提供的。黄维当然在提供文章者之列，可是他偏偏不肯写，至少不肯重新写，所以作为折衷的办法，最后把他在战犯管理所写的《自传》的一个部分，冠之以《第12兵团被歼纪要》这个标题，编进那部已成初稿的书里了。
据我所知，黄维对这个解决办法是满意的，甚至是暗自高兴的。那么，他为什么又要像开赴“战场”那样，摆开架势向政协礼堂“进军”呢？文史专员办公室距离政协礼堂后门，仅仅只有二三十米之远，也就是走完一条短短的胡同就到了。可是黄维偏偏不走胡同，不走后门，为了走大街，走前门，他竟不惜“迂回前进，正面攻击”。
我跟在黄维身后，走进了政协礼堂南侧的第二会议厅。巨大的闪烁的吊灯，映照着巨大的紫红色地毯，使得地毯上的花纹愈发令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地毯上的沙发倒显得格外整齐，格外对称，因为沙发上的套布统统是清一色的黄咔叽，与泥土同色的黄咔叽。
黄维径自前走，寻了一个边角部位的空座。9点钟光景，长条形会议桌两侧的沙发上基本上坐满了人。而那黄咔叽套布所映照出来的衣服的颜色也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草绿色军装，那是穿在在职的共产党将领们身上的；一类是深色（多为黑色）便服，那是穿在过去的国民党将领们身上的。当然，除去衣服的颜色不论，他们都是军事组的成员。在军事组的会议上，不论衣服的颜色。
“开会了。”军事组组长坐在会议桌的当头，对着放在正中位置的麦克风说。他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不过，与他走过的长长的路程相反，他说话倒总是短短的：“书归正传。今天把大家请来，商量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编纂的那本回忆录有了初稿以后自然留下来的。第一个问题，关于书名。这本书初稿的名字叫做《淮海战役中的蒋军》，现在征求大家的意见。”
沉默。会议中不可能没有的那种沉默。
“我没有意见！”一位穿深蓝色制服的军事组成员说。他坐在会议桌的一侧。
“我同意这个书名！”另一位穿草绿色军装的成员说。他坐在会议桌的另一侧。
又是沉默。不是僵局之后的凝固，而是爆发之前的溶化。至少随着一个熟悉的身影的晃动，让我惴惴不安地意识到这一点。“我反对这个书名。因为他根本不通！”果然是黄维！他坐在那不显眼的位置上，发出了这般惹人注目的声音，“‘淮海战役中的蒋军’这句话，文理通不通我不知道，事理上面，我认为有两点是说不过去的。第一，‘淮海战役’。这本书既然是原国民党作战人员的回忆录，那么按照我们过去的说法，这场战役应该叫做‘徐蚌会战’。第二，‘蒋军’。30年代初期的蒋、阎、冯中原会战，为了区别阎锡山部队和冯玉祥部队，国民党部队有过‘蒋军’的说法。但是这本书记的是40年代末期的事情，那时候我们不叫‘蒋军’。我的意见讲完了，谢谢。”
没有沉默。一分钟也没有。“我不同意黄维同志的这两点意见！”刚才说过话的那位穿草绿色军装的成员又说话了，他坐在黄维的对面，“我们今天写书，虽然写的是过去的事，但是是写给今天的人看的，今天的人恐怕大多数知道的是‘淮海战役’而不是‘徐蚌会战’；至于‘蒋军’的称呼，我认为不应该从年代上去看，应该从军队的本质上去看，国民党军队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的军队，这和我们把国民党政权称作蒋家王朝，实际上是一样的嘛……”
没有停顿，半分钟也没有。“关于书名的意见有争议，我们把它放到下个礼拜天去商量。”军事组组长打断发言人的话说，“现在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关于这本书的前言。先由我给大家念一遍。”
……
5天以后，也就是下个礼拜天之前，我离开了这个文史专员办公室，离开了那个文学刊物编辑部，离开了北京。我的作品被完全通过了，已送往工厂印刷。我也就回到了四川老家，开始了生命机器的新的运转。
当然，我的运转不会没有停顿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常想起黄维，想到他那天在政协礼堂的寻找，是不是带有探险的性质？自然，用不着担心他的跌倒，那第二会议厅里，铺着厚厚的紫红色地毯。我担心的是他脸色的下沉，那对浓眉，那颗黑痣，那愈发垂落的皱纹……那天我坐在他的背后，什么都没有看见。
不到两年，我什么都看见了！我站在他的面前，双手捧上一枚金光灿灿的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奖章，然后告诉他，这就是我那部作品得到的。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慢慢掉过脸去，然后从那倾斜的书架上取出一本书来，双手放到我的面前。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淮海战役亲历记》，书名后面有个副题，叫做“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前言部分，起句有个括号，在那“淮海战役”后面，括上了长长的“国民党称为徐蚌会战”一句……我准备接书。却不料有一颗泪水滴落下来，滴落在这本书的封面。书面上隐隐勾勒着两条交叉的铁路，那是标明昔日战场的势态的。而我分明看见，有一辆绿油油的列车正隆隆地奔驰在一条永不交叉的轨道上。透过那滴本不应从他脸上掉下的泪水，我在列车上看见了他，也看见了我……
补遗之二房子在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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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石台阶。琉璃瓦飞檐。重重的木门。厚厚的砖墙。油漆斑剥脱落的柱头。
雕花的由于木质将朽从而日趋松动的窗棂……
这座座落在北京西城白塔寺下的房子，近乎和它所存在的地球一样，实在是太古老了。清王朝时代，它叫做顺承王府；北洋军阀混战年间，它叫做张作霖公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准确的说，这座房子下面的那块土地从沉睡到苏醒，从挣断锁链到缓缓前行，继而随着地球的齿轮吱吱嘎嘎地旋转了10个春秋之后，它才叫做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
我走进这间办公室的时候，那个有关这座房子的命名的时刻已经过去整整20年了。“文史专员”这个创造性职称的发明人和宣布者周恩来总理，已经远远地离开了中南海西花厅；当年荣幸地接受了这个职务的获赦战犯，诸如原伪满州国战犯、末代皇帝溥仪，原国民党战犯、国民党第2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原国民党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原国民党第9兵团中将司令官廖耀湘，也远远地离开了文史专员办公室。我所见到的，是经过十年浩劫以后，那刚刚被春风撕掉的大门上的封条，那残存在这个地球上，尔后佝偻着身腰缓步走进这间办公室的老人。
方靖拄着一根竹拐杖，走过会议室，穿过勾通着会议室与中间那间屋子的小门，径自朝着他的办公桌走去。他80多岁了，是文史专员中的长者。每天按时走进这间办公室，完全是他自愿的。和昔时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第79军中将军长一样，职务上，他堪称不懈的忠实者。前些年，他的左腿被街上一辆横冲直撞的自行车撞坏了，走起路来，至今仍觉隐隐作痛。他住太平桥，距离全国政协只有两站路，但是他需要走一个小时。走累了，他就坐一坐，坐在街沿坎上。“你就不要来上班啦！”某天一位先到一步的同事在办公室前的台阶上拦住了他，索性转身把大门也给拉上了。他气得抖抖索索地举起竹拐杖，用包着铁皮的拐杖头把大门推开，然后红眉毛绿眼睛地对同事说：“你有种把我这个文史专员撤了……”
此时，我正跟在方靖的身后，趁他已经走拢办公桌，一手扶桌子一手朝墙角放拐杖的当儿，上前搀了他一把。“你不要搀我，”他将胳膊猛力一抬，扭头说，“尤其在这间办公室外面，你不要搀我。那样对你不利。他们会给你提意见的！”他们？他们自然不会是文史专员。可是若是指的是十年动乱的始作俑者，那伙人不是已经垮了台么？这样的国家大事，方靖不会不知道，而且出自一种偶然的联系，他很可能知道，以前关押他们这批国民党战犯的监狱，目下正是那伙人的归宿地。既然如此，这位老先生又是什么意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