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情风尚与饮食习俗可以统称为民俗文化，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积累形成的一种非制度化的经验，是一定人群约定俗成的地域文化体现。它是自然环境和客观存在的制约与生活方式和观念追求的相统一，是历史的传承沿袭与现实的生动演绎的相统一，既有凝聚力又有指向性。正如钟敬文所说：“民俗把人们物质的、观念的方方面面的欲望和行为统一到一个整体有序的生活结构中，而民俗的大众性特征又使这种结构连接成一种群体性的社会意识和结构。”（见《山西民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民俗文化对于人们协调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推动建立健康的、科学的、文明的社会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
许多人都喜欢或试图用最简练的语言概括一个地区的民情风尚与饮食习俗。中国40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按行政区划分为五个部分，可简称“陇中东，宁东南，陕北、豫西、山西全”（乌丙安《晋风赞》，见《山西民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山西一省就占了38%的面积。表里山河、形势完固，黄河、长城臂弯中的山西自然是人们重视的一方天地，它的民情风尚该如何概括呢？
“十五国风晋最俭”，这是来自对《诗经》的历史解读。《诗经》里蕴藏着中国奴隶社会时期十分丰富的文化信息，在“十五国风”中，反映晋地的诗歌就占有其二，即“唐风”、“魏风”。“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风则闾巷风土，男女情思之词”（朱熹《诗集传》、《楚辞集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唐风”、“魏风”可以成为人们认识西周到春秋时晋文化风采、寻找晋文化之根的一扇窗口。朱熹《诗集传》云：唐“其地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焉；其诗不谓之晋而谓之唐，盖仍其始封之旧号耳”，魏“其地狭隘，而民贫俗俭，盖有圣贤之遗风焉”。看来唐、魏两国都有一个“俭”字。但是，司马迁是把“俭”字广泛使用着的，他称“周人既纤”，“鲁人俗俭啬”，邹鲁之地“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梁宋之地“能恶衣食，致其蓄藏”，后称“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俭”显然不独属于晋人，因为勤俭创业是中华文明开化的圣贤之遗风，乃“治生之正道也”。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晋地风情有一段较全面的概述：
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
其中所涉之地涵盖了今天从南到北的山西全域，所述不独有河东唐人，而且有边胡之人，风俗兼有纤俭、善贾、好气、任侠种种。若依此，便得出纤俭而好气、善贾而不事农商、勤劳善良而任侠为奸等种种矛盾的结果。从古至今，试图一言以蔽之，概括地方民俗的努力都是费力却未必应验的事情。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因此，要想对山西民俗进行较深入的了解，就必须历史地、全面地、具体地、发展地认识山西和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从尧舜禹立国建都、后稷教民稼穑、嫘祖养蚕缫丝起，数千年黄河文化的积淀，使山西这块土地形成了异常深厚、丰富和有着鲜明特色的民俗文化层。首先，在历史传承上，晋国的分封是周王朝宗室族姓，历代所奉持的是正统礼教，使民俗风情有着自上而下的华夏根祖性；其二，在文化地理上，山西处于北方游牧文明、中原农耕文明两大文化区的汇合地域，从晋国初立，即施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针，对戎狄民族及其文化采取了宽厚包容的政策，具有民族融合性；其三，在思想文化上，三晋文化儒释道三教兼备，具有兼容并包性；其四，在生活方式上，各种文明的交汇、各族文化的包容、各种区域的差异，使得山西民风具有因地制宜、顺时应变的主观实用性；其五，在自然环境上，黄河中游一段自北向南折东而流，汾河从中灌溉，大河上下文化交汇，成为民族文化的主流地段，而由太行、吕梁、五台、恒山、太岳、中条等名山阻隔形成的大同、忻州、太原、上党、临汾、运城六大盆地，各有天地，使得山西民俗既有同一性，更有特殊性，有着鲜明的地域差异性。历史学家苏秉琦立足晋文化考古区系类型，认为晋文化“是独一无二的，是北方、中原两大文化区文化汇合点上相互撞击发生裂变形成的一颗新星。”（《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在这样的历史文化土壤上所生成的“晋风是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黄河文化中有代表性的特定地区文化类型之一。无论是年节仪礼、婚丧嫁娶、衣食住行、买卖交易等民俗事象，还是深层的民俗心理，晋风都展现着别具一格的山西味道和性格”（乌丙安《晋风赞》，见《山西民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民俗文化是广博深厚的，是有渊源、有层次、有变化的。衣食住行是人类最基础的物质生活，人生礼仪和岁时节日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集中体现，它们是民情风尚的最大载体。蕴涵在衣食住行中的文化，体现在物质上是表层文化；介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人生礼仪、岁时节日、风俗习惯等体现的文化是中层文化；而它们本身都贯穿和渗透着当地人们最深层核心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审美观（参见许嘉璐《中华文化与异质文化》，《炎帝文化》第十辑）。
作为非制度化的自然状态的文化，民俗有着必然的客观实在性，也有着巨大的现实力量，但它终究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形成的，必然地受到各种宗教信仰、思想迷信和各种统治思想的影响，有着历史的和自然的局限性，有着许多的或然性和主观性，有着明显的选择性和滞后性，“正如黄河流经黄土高原一样，几千年确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乌丙安《晋风赞》，见《山西民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因此，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不可避免地包容着已经被历史验证或正在被现实证明着的精华与糟粕。
传说，帝尧时期人类的饮食是五谷与树叶同煮而食的藜藿之羹，藜为野菜，藿为豆叶，羹为杂煮之粗食，虽说是要彰显古代圣贤帝王的俭朴与勤勉，但它更说明普天下人的生活艰辛。出身官宦世家，写出过《瀛环志略》的山西五台人徐继畬，晚年谪居故乡，看到乡亲们生活的艰辛，于清同治十年（1871）写下了《啖糠诗》：“富食米，贫啖糠，细糠犹自可，粗糠索索刷我肠。八斗糠，一石粟，却似搏来沙一掬，亦知下咽甚艰难，且用疗饥充我腹。今年都道秋收好，囤有余粮园有枣，一半糠粃一半米，妇子欣欣同一饱。昨行都会官衙头，粒米如珠流水沟，对之垂涎长叹息，安得淘洗持作粥。”又作《驮炭道有序》：“石炭似煤而有烟，太原以南，煤炭兼产。关北则有炭而无煤。五台南界产炭，山路高险，俗呼‘驮炭道’。民间农隙，皆以驮炭为业。余所居之东冶镇，其聚处也。自幼目睹艰辛，杂方言作《驮炭道》。”诗曰：“隔巷相呼犬惊扰，夜半驱驴驮炭道。驴行黑暗铎丁东，比到窑头天未晓。驮炭道，十八盘，羊肠蟠绕出云端。寒风塞口不得语，启明十丈光团圞。窑盘已见人如蚁，烧得干粮饮滚水。两囊盛满捆驴鞍，背负一囊高累累。驮炭道，何难行，归时负重来时轻。人步伛偻驴步碎，石头路滑时欲倾。日将亭午望街头，汗和尘土面交流。忽闻炭价今朝减，不觉心内怀烦忧。价减一时犹自可，大雪封山愁煞我。”徐继畬对家乡人民艰难困苦的生活作了详细的描写，寄予莫大的同情，奉劝统治者“晋俗俭啬，石岭关以北寒瘠尤甚，丰年亦杂糠粃，司牧者宜念之也”（徐崇寿，《徐松龛先生继年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
从古至今，精致的生活总是少数人的特权，而伴随劳动大众的永远是粗粝的生活。《说苑·善说》记载，西周时晋国有一叫祖朝的东郭之民，上书晋献公说：“愿请闻国家之计。”晋献公派人转告祖朝说：“肉食者已虑之矣，藿食者尚何与焉？”祖朝对曰：“食肉者一旦失计于庙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宁得无肝脑涂地于中原之野与？”两千多年后的1930年，在让千万百姓肝脑涂地的“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在家乡宴待冯玉祥，席间，冯举杯致阎曰：“贵乡贤徐松龛先生之《诗文全集》我已读过，其中《啖糠诗》、《驮炭道》两篇尤能道出当地人民之疾苦，我都能背诵。”遂高声朗诵毕。而出生于徐继畬故乡，又娶徐氏后裔为妻的阎锡山则举杯尴尬地说：“我还不能。”（参见徐崇寿《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第123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
毫无疑问，在“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在对待民俗文化的认识上，仍然需要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批判中继承，在鉴别中扬弃。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民俗本来就是人民的生活风尚，“藿食”并不能削弱老百姓的忧国之心，反而使他们比“肉食者”更关注生命。我们所要认识的正是“藿食者”的生活，而非“肉食者”的生活；所要表述的也正是关注民生的情怀，而非无视民瘼的情怀。
民俗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即使我们认为其中有符合现代生活追求的精华，也未必就能在未来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新生活的冲击下，山西旧民俗许多被淘汰，成为历史的记忆；一部分民俗活动则被重新定义或早已名不副实了；有的则与现代文化思想交流融合，以新的面目和作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对于民俗的采录与研究，能够发挥其建设精神文明的特有作用，有助于我们创造一种更加科学、健康、协调、审美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