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者所以行德，敬者所以居德。无声无臭，居德之地也；不舍斯谓敬矣。化之所敦，行德之主也；无妄之谓诚矣。尽已以实则无妄。无妄者，行焉而见其无妄也。无声无臭，无有妄之可名也。无有妄，则亦无无妄。故诚，天行也，天道也；敬，天载也，天德也。君子以诚行知、仁、勇，而以敬居诚，圣功极矣。《中庸》至末章而始言“笃恭”，甚矣其重言之也！
共筑中华精神长城（跋）共筑中华精神长城（跋）
陈寅恪先生留美时，阐述中国文化“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功利机械之事，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时至中华民族伟大复人的今日，我们编委会同仁感同身受，“救国的压力仍在，经世的目标尚远，民族精神的生死，悬于一线，有心人与当道者，应当认真思考自己的责任。”每念至此，不由得联想到编者二十多年来埋头儒学研究的艰难辛酸，试图通过其中开掘出中华文化突出重围的一条精神血路，而感慨万千，悲从中来，涕泗磅砣……
钱穆先生说：“孔子教义是极平常的，人人信奉，人人可做到，只是教人如何做一个人，做一个理想的平常人，这是孔子教义最伟大所在。”“孔子生在中华民族长期历史文化演进之中期，上而集前之大成，下而开后代之新统。后人尊之为‘至圣先师’。‘至圣’指其为中国民族思想人生之最高标准；‘先师’指其为中国民族教育方针之最先启导。”牟宗三先生说：“从孔子才开始对夏商周三代文化有一个反省，有了反省才自觉地提出一个观念，建立一个原则。有观念有原则，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个明确的方向。”由于此生命方向的确立，就使儒家成为一个“大教”。因此，孔子思想及其对于中国民族文化的意义，乃在于为中国人“开辟价值之源，挺立道德主体”。钱、牟两先生这些话，亦是就孔子儒学思想在今天的意义讲的。
自“五四”以降，中华主流传统文化受到很大冲撞。一方面，认为传统文化阻碍中国现代化，须全盘否定，即所谓“打倒孔家店”。另一方面，认为引进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即足以解决中国现代化的全部问题，不仅解决政治与经济问题，也解决文化与道德问题，解决人们精神上安身立命的问题。所谓的新文化把矛头集中在对旧礼教进行猛烈批判，深入到人生观、哲学等等价值观的核心层次。1923年人生观问题上的科玄论战，可以说是“五四”思潮的继续与深入。科学派试图在人生观这一哲学与道德价值的深层领域，驱逐传统文化与“哲学”。这一战胜利了，他们认为，“玄学”这一传统文化哲学的最后据点，也就被缴械了。
就建立新文化来说，科学派认为如果以新文化之“科学”解决了人生观问题，新文化就真正把科学的精神贯彻到了一切领域，就全面树立起科学的权威了。故论战中，“五四”新文化派的人物，无一例外是站在科学派一面的。在他们心目中，哲学，不仅其产生是由科学推动的，本身也是科学的，以科学为方法的。“科学”不仅富国强兵必须依靠之，以科学解决人生观问题，也是毫无疑义的。所以当张君劢提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时，丁文江、陈独秀、胡适、冯友兰等异口同声地加以讨伐，也就是必然的了。
在“人生观”讲演中，张君劢指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张说：“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即形式逻辑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科学起源于物件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则起于人格之单一性。人生观之要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惟其有此五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替代，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而所谓古今大思想家，即对于此人生观问题，有所贡献者也。”张君劢很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论，说：现在“国中竞言新文化，而文化转移之枢纽，不外乎人生观。吾有吾之文化，西洋有西洋之文化。西洋之有益者如何采之，有害者如何革除之；凡此取舍之间，皆决之于观点。观点定，而后精神上之思潮、物质上之制度，乃可按图而索。此则人生观之关系于文化者所以若是其大也。”就是说，西方虽然有科学，但科学并不是人生观，亦并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每一民族之人生观（实即核心的价值系统），是由其民族之大思想家所表现、所影响、所形成、反映该民族之人格单一性，因而是各有特殊、不可能普遍适用的。人生观既为文化之枢纽，因此中国文化之不能全盘西化，也不需要全盘西化，是很显然的。
时间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基本标准。张君劢所举人生观与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不同的各项，在今天看来，基本上完全是正确的。而由新文化运动文哲大师们建立的新文化大厦则风雨飘摇。世界哲学史也证明了仅有理性本身，是难以获得确认性的，理智只有在生活实践中才能发挥作用。因此，人类知识的层次是：首先是信仰，其次是理智。信仰是知识的出发点和先决条件。
当今，随着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构建，以及现代西方制度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人们更应该清醒地看到，工业化及其引起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与文化的相应改变，不仅不意味文化的由生产经济所决定而必然有由古到今的全盘性的改变，不意味“中古”的东西随之而完全“过时”，成为“陈迹”、“往事”；相反，它的根基与核心的部分，仍然是可以活到现代，使文化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与强有力的生命活力的。
文化问题的核心，是人的生命及其价值、意义的问题，是人与自然、与超越性的东西的关系问题，是人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问题。轴心时代的几大文明，都围绕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独特的解决之道与哲学理论体系。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与理论，立足于他们文明赖以生存、成长、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上的。这些社会历史条件，一方面影响与形成着他们独特的文化与哲学思想，一方面又影响与形成着他们特殊的民族风貌，民族特性。故从轴心时代起，几大文明、文化与哲学的“民族性”，就是很强、很鲜明的。经历生产工具的变化、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社会形态的改变，轴心时代承传下来的几大文化系统，虽亦有重大的变化，但其既已形成和定型化了的文化哲学宗教形态之精神，其中最核心的信仰及围绕它与其有关的诸文化因素，却是并没有随社会类型的转变而消失、而丧失意义。犹太民族由于其信仰的特殊，即便亡国、流浪，其文化的民族性也顽强地保持着，虽经种种磨难、困顿、挫折，而最后终能复国。伊斯兰与印度文明，由于其特殊宗教，其文化之民族性亦特别显着、稳定。中国民族，自殷商以来，其信仰就发展出了与基督教外在超越、上帝信仰不同的特殊形式，但其信仰亦是很牢固的。作为其核心的祖先与天地崇拜，及其相应的祭祀报恩理论，这一在中国历久不衰的文化与哲学核心，以儒家为代表，亦始终贯穿承传下来，并没有随社会的改变，进入现代而丧失生命活力。儒家哲学的基本命题，如“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参天地之化育”，“仁，天心”，“天命之谓性”，“举凡一切，天皆归之以奉人”，“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志吾其性”，“得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等等，一直承传不断，成为中国文化与哲学之民族性的显着的特征。它在古代与中古时代，由于与小农生产的农业经济与氏族社会相适应，生命力特别顽强。经历近现代，所受冲击很大，但本质上因为它并不是必然地要与小农经济共生死，不可分割，故在今天，它亦仍然活着并充分显示着生命活力的。
总而言之孔子儒家思想对现代世界仍然有着非凡的教益功能：儒学礼乐精神，中庸和谐的思想，如同人类和平的东方“福音书”，能消弭世界战争和争端，促进世界多民族的长久和平；“温良谦恭让”、“仁义礼智信”，是人类永恒的道德典范和追求，因此，儒学能提升全人类的道德素质；在中华文明历史中，儒学体现出与异族文明的睦邻相处与包容性，能与世界多元文化共存共荣；数千年来，孔子及其儒学思想作为华夏子孙的精神家园，无疑是中国56个民族、十几亿全球华人的精神轴心，其凝聚力和向心力对于巩固民族团结，缔造“共同繁荣和谐社会”有着巨大的作用和帮助；儒学为海峡两岸共同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遗产，能促进祖国统一；儒家虽非现代意义的宗教，但儒家所体现的教化功能与影响，对世道人心的匡正与启迪，以其丰富的文化精神遗产，将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引用北宋大儒张横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鼓励我们全体华人，言犹在耳。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彭林走上讲堂向人文学科学子讲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实践证明：人成长的过程同时也都有内在的、精神的、心灵的、文化层次的成长，如果传统文化的重建能够从娃娃抓起，从现在抓起，将断裂了近百年的文化血脉接通，青少年自然而然就奠定了文化根基和人生行为准则。诚如是，则国人幸甚！国家幸甚！世界幸甚！我想，如果真的走进了孔子的生活世界中，我们会被他触动、撼动；等到真的汲取了孔子的情趣生活和智慧，我们会因他而感化、变化；等到我们真的能站在这位巨人的肩膀上，那么会站得更高，瞻望得更远。如果一个现代人而拥有这样的生活之秀与人生之秀，岂不是一桩赏心的乐事与甜蜜的美事？
编纂研究国学曾是国家社科学院之事。编者以一个布衣之身，在艰难的人生旅途跋涉中，谁为河广，一苇航之，谁为宋远，跂而望焉，博览群书，广采众长，历二十余年研究整理编纂《四书经纬》一书。批判地继承前人遗产，如《论语》中“学而时习之”，历代解释为“学习然后去温习它”，提出“习者，不为温习，复习”而是“练习、习用”，把从历代人们读死书、死读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又如宋代大儒朱熹针对孔子的元典“三思而后行”解释为“何必三思？二思可也”。作者拿孔子亲身经历说明“二思”是偏僻的，但仔思细想，我们之所以思想受局限，莫不是在思想深处，仅存“二度思维”，是与非、好与坏、美与丑、善与恶凡此等等。处于大千今世，必须与时俱进，《周易》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当代领导正是从“二度思维”的模式中脱颖而出，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和复兴。
恰逢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一周年之际，在我匡鼎杜门二十载孕育的《四书经纬》难产之时，感谢全体编委会同仁与我结仁义之缘，参与提澌中华文明境界的期待和担当，为世界文化美美与共平添中华光辉！感谢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先生为编者作词给予鼓励；感谢汤之介大师、感谢二月河大师、感谢河南省政协主席王全书先生为该书作序；感谢河南省黄河文化基金会理事长王肇基先生……感谢王富荣、李殿祥、周文平、周文海、门京坡、郭成超等诸君为该书得以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