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修身养性来使所有的百姓安居乐业。修身养性来使所有的百姓安居乐业，尧、舜这样的圣人大概还难以做到呢！”
孟子对宋勾践说：“你喜欢游说各国的君主吗？我告诉你游说的态度：别人理解也安详自得；别人不理解也安详自得。”
宋勾践问：“怎样才能做到安详自得呢？”
孟子说：“尊崇道德，喜爱仁义，就可以安详自得了。所以士人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显达时不背离道德。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所以安详自得；显达时不背离道德，所以老百姓不失望。古代的人，得志时恩惠施于百姓；不得志时修养自身以显现于世。穷困时独善其身，显达时兼善天下。”
国学链接：关于尧舜
尧，姓伊祁，名放勋，史称唐尧。出生于唐地伊祁山，随其母在庆都山一带度过幼年生活。15岁时在唐县封山下受封为唐侯。20岁时，其兄帝挚为形势所迫让位于他，成为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长。他践帝位后，复封其兄挚于唐地为唐侯，他也在唐县伏城一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都城，以后因水患逐渐西迁山西，定都平阳。唐尧在帝位70年，90岁禅让于舜，118岁时去世。
舜与尧一样，同是先秦时期儒墨两家推崇的古昔圣王。而舜对于儒家，又有特别的意义。儒家的学说重视孝道，舜的传说也是以孝著称，所以他的人格形象正好作为儒家伦理学说的典范。孟子极力推崇舜的孝行，而且倡导人们努力向舜看齐，做舜那样的孝子。说：“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由于儒家的宣传，有关舜的传说事迹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留下了极深刻的影响。
诸子之言：
《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而现代人在使用这句话的时候，往往说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虽然在语序和个别字的使用上发生了变化，然则不失孟子原义。
思想史上流行的观点认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作为中国文化精髓的“儒道互补”的体现：前半句表达了儒家的理想主义和入世精神，而后半句显示出道家的豁达态度与出世境界。如果把“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道德含义除去，而只把它们理解为“有为”与“无为”，则这句话又成了纯粹的道家思想。人们常常只把“无为”看成是道家主张，其实至少庄周这个道家宗师也有追求“有为”的一面。
在《庄子·外篇·山木》中，庄周曾自比“腾猿”：“其得楠梓豫章也，揽蔓其枝而王长其间，虽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间也，危行侧视，振动悼栗，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猴子抱上了高贵的大树，便得志称雄，“王长其间，虽羿、蓬蒙不能眄睨也”。而一旦掉到了荆棘丛中，就低调做人，“危行侧视，振动悼栗”了。换句话说，在庄周看来，人当得势时是“有为”的，所谓“无为”，就是“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时的生存方式：“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
延伸思辨：达则兼济天下，责任当仁不让
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孟子说“达则兼济天下”，都表明了一种古时君子朴素的做人准则：自己发达的时候，不要忘记帮助别人，这是君子的社会责任感所在。而后世文学家范仲淹也在《岳阳楼记》一文中，抒发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人操守。他强调的是把国家、民族、他人的利益摆在首位，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担忧分愁，为天底下的人民幸福出汗流血。
中国历史上的文天祥在国家危亡之时，置个人生命于不顾，明知凶多吉少，念及“国家至此”，毅然前往和元军谈判；被捕后，几度挣脱敌人魔掌，以期重整旗鼓，收复大宋江山，表现了这种精神；明朝海瑞，冒着丢官舍命的危险，反映民情，说出真话。他为人民忧，为人民愁，为人民大声疾呼，尽管被罢官，仍然矢志不移，真正做到了忧在百姓前，为人民鞠躬尽瘁，依然反映出这种精神。国家的利益与个人的私欲这组矛盾，从古到今始终在拷问着每个人的灵魂。有的人经不起物欲的引诱，享一时之乐，贪一己之利，而置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不顾，鬼迷心窍，灵魂丑恶，行径肮脏，犯下了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罪行。原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为了个人多攫取“好处费”，竟然下令压低土地出售价格，使国家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在他眼里、心里，哪有“天下人”的位置？只有他自己！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各种诱惑接踵而来。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发达时莫忘记兼善天下，更不能大肆挥霍，贪污受贿，中饱私囊，为一己之乐，造成百姓之苦、国家之忧。愿先哲警句像一口古老的洪钟，常鸣在人们的心间。
精彩典故：
闻鸡起舞
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是一个很关键的前提，有些人在发达时想为别人、社会做点事情，却往往缺乏那个能力。古往今来，中国历代许多名人都是在“穷”时便为日后“兼济天下”做好充足准备，他们或者闭门苦学，或者寻访名师，以期有朝一日名闻天下时，能够为百姓、为社稷、为君王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晋代的祖逖是个胸怀坦荡、具有远大抱负的人。可他小时候却是个不爱读书的淘气孩子。进入青年时代，他意识到自己知识的贫乏，深感不读书无以报效国家，于是开始发奋读书。他广泛阅读书籍，认真学习历史，从中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学问大有长进。他曾几次进出京都洛阳，接触过他的人都说，祖逖是个能辅佐帝王治理国家的人才。24岁的时候，曾有人推荐祖逖去做官，他没有答应，仍然不懈地努力读书。
后来，祖逖和幼时的好友刘琨一同担任司州主簿。他与刘琨感情深厚，不仅常常同床而卧，同被而眠，而且还有着共同的远大理想：建功立业，复兴晋室，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一次，半夜里祖逖在睡梦中听到公鸡的鸣叫声，他一脚把刘琨踢醒，对他说：“你听见鸡叫了吗？”刘坤说：“半夜听见鸡叫不吉利。”“我偏不这样想，咱们干脆以后听见鸡叫就起床练剑如何？”祖逖提议，刘琨欣然同意。于是他们每天鸡叫后就起床练剑，剑光飞舞，剑声铿锵。春去冬来，寒来暑往，从不间断。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期的刻苦学习和训练，他们终于成为能文能武的全才，既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又能带兵打胜仗。祖逖被封为镇西将军，实现了他报效国家的愿望；刘琨做了征北中郎将，兼管并、冀、幽三州的军事，也充分发挥了他的文韬武略。
宰相之杰
有了年少时积累的学识经验，有了窘迫时锻炼的社会阅历，等到一定的机会他们就能开始“兼济天下”的旅程，明朝著名的改革家、被誉为“宰相之杰”的大学士张居正也是其中之一。
明朝嘉靖年间，政治黑暗，财力匮乏，倭寇入侵，民怨沸腾，加上明世宗不理朝政，奸相严嵩一手遮天，独揽大权。有远大理想抱负的、时任翰林院编修（相当于储相）、年仅25岁的张居正目睹这一切腐败后，向明世宗上《论时政疏》，但没有得到采纳。因此，他内心十分愤慨，郁郁不得志，感到怀才不遇。30岁时，他称病辞官回归故里。在江陵老家他种了半亩竹子，闭门苦读了六年，过着“独善其身”的生活。
此后，他又重新入仕，49岁那年，经过宦海沉浮的他终于当上了内阁首辅。此时可以大展宏图了，他便开始“兼济天下”：整饬边防，恢复屯田；澄清吏治，推行“考成法”；裁减驿递，节用爱民；治理水患，兴修水利；实施“一条鞭法”，清丈土地。经过张居正的改革，农民的负担有一定的减轻，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国库的收入也大为增加。张居正的一生实践了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他在困穷之际，没有追求富贵，没有改变节操；在顺利通达时，做了许多利国利民之事。
当代镜鉴：企业管理者的责任感
孔子将是否能做到“修己以敬”看成是否能成为君子的重要标准之一，甚至把“修己以安百姓”看成是连尧舜也难以达到的一个高度，而孟子认为君子“达”时便应“兼善天下”，儒家先贤们的这一标准是否适合平常百姓，我们暂且不论，而能否做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达则兼善天下”，确实可以成为衡量职业管理者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
但凡进入管理阶层，无论职位高低，都会配置下属。管理者对自己的下属不仅拥有管理权，更应对他们负有责任感。要管理好部下，首先要管理好自己，要时时处处为他们身先士卒做好表率，这就是“修己以敬”。我们不可想象一个管理者自己素质低下，办事不认真，怎么可能让下属的素质提高，办事认真。一个原本素质较高的下属，一旦长期处于素质低下的管理者手下，很可能也会变成素质低下之徒，因为一个人要想提高自己，往往很难，而要想堕落，却是很快很容易的。其次，是要担负起对下属的责任，也就是要“修己以安部下”，如果你是一个总经理，那么就要“兼善全公司员工”。
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尤其是对一个总经理来说，让全公司员工都能安居乐业，不只是准时为他们发放工资那么简单，还要考虑怎样管理教育培训他们，让他们能在经济上、技术上、精神上、素质上，都有所提高。一个管理者对下属的责任与一个慈善家对穷人的施舍是完全不同的，慈善家只要将自己的钱财拿出来捐献给贫穷者就可以了，但是企业的管理者则是以培养教育和组织管理部下的方式，通过向社会提供优质产品或服务，来达到满足下属经济上和精神上需要为目的。
作为一个成熟的职业管理者，除了对本企业的投资者和雇员负责之外，还必须为社会负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修己以安百姓”是相对“修己以安企业”提出的更高要求。
一个企业的存在，绝对不能仅仅以赚钱为唯一目标。除了赚钱之外，企业还应该服务社会、创造文化、提供就业机会、把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以最低的价格提供给消费者。这些都是企业应该具有的目标，也可以说是企业的使命。一个企业如果从管理层到普通员工都能形成这样的责任感，那么这个企业最终一定会有大的发展。仔细研究那些世界著名企业，我们会发现，任何一家企业都不是以赢利为自己的最高使命，它们大多以服务社会、造福人类、改变生活之类的崇高使命作为自己企业文化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