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刚刚即位的唐德宗批准了两税法：无论你的土地自朝廷授田、开垦荒地还是贪污受贿，也无论户籍是否在耕地所在地，只要占有土地，就要按占有数量向朝廷纳税，除了土地税，朝廷中枢和地方官对民户“概不再取”。
“向富人征税”本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件好事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财富来路必须光明正大，富人要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赚钱。换句话说或许更明白，财富不能来自封建官僚垄断的盐铁行业，更不能来自封建官僚的权位。否则，封建官僚本就不靠市场获得财富，他们才不会管自己是否太富、极端的贫富差异是否破坏帝国的统治根基。
很不幸，杨炎面对的恰恰就是这样一帮富人、这样一帮封建官僚。整个大唐帝国，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富人，才是真正的土地拥有者。他们只知盘剥不懂付出，更不知社会责任为何物；恰恰又是这些守财奴负责整个帝国的税收，他们怎么可能有动力维护社会公平，又怎么可能向自己征税？
两税法刚刚实施，宰相陆贽就上疏唐德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弊端：天下之大，真正的有钱人必定是坐在府县衙门里的人，他们的钱财来路不明，也就会把钱藏在自己的怀里、箱囊之中，虽然非常有钱，但外人根本不可能知晓；资产和土地是一件很难说清楚的事情，从土地名册根本不可能看出端倪，没有人知道封建官僚究竟有多少土地，又把土地放在了谁的名下；乡间勤劳者靠数代积蓄添置几顷地，就被县官说成是有钱人，就急急去索要租税，只能使得民间财货一空，使得贫困的人更加贫困、小康之家也没有了余粮。
在成书于德宗年间的笔记小说中，我们找到了一个故事，完整诠释了宰相陆贽的判断，这样的故事在当时应该不是个案。
长安有一个叫索相女的商人，酒后不慎让马匹脱缰而去，撞死了一个朋友，论罪当斩（酒后驾车自古贻害无穷）。索家的人以十几顷地买通了京兆尹手下的一个胥吏，在这个胥吏的斡旋下，索相女被判流放五年。
五年后，索相女回到了故乡长安，发现衙门居然年年派人到家中为这十几顷地索要税收。因为，在这宗行贿案中，根本就没有人知道受贿人收受了他的土地，也没有到衙门办理“过户手续”。
索相女是一个商人，在他眼里，也许行贿买命根本就是一单生意：我用十几顷土地换回自己的性命，此后钱货两清、概不赊欠。现在，我已经把土地送给了你，你怎么能让我承担这十几顷地的税收？
于是，索相女向京兆尹衙门递交诉状，要求衙门为他办理“过户手续”，承认这十几顷土地已经不姓“索”了。当然，这出卖了那个曾经救他一命的胥吏，索相女也因此再次获罪，后被流放。
尽管笔记小说没有记载那个胥吏的下场，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十几顷地依然在索相女名下，官府不可能公开承认这种灰色交易。
索相女不过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更多则是封建官僚把税收直接加在境内自耕农、佃农甚至部曲身上。最后，所有的税钱都是来自普通人日常的生活用度，而广具庐舍的封建官僚，虽然手中地价以亿钱计算，却丝毫不用承担国家用度。
岂能指望这样一批封建官僚真的为朝廷尽心尽力？
这样的两税法又岂能真的为朝廷增加财富？
本来，两税法规定，除了正税，任何人不得再征收其他杂税。仅到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淮南道节度使就奏请在本道两税之外，每千钱加收两百钱，朝廷不但批准，还命其他各道照此办理；此后，剑南道观察使再请加征20%，朝廷照准。至于州县小吏，也都粉墨登场，税收花样不断翻新：新竹木茶漆要交“什一税”、买卖成交要交“除陌钱”、住房要交“间架税”，甚至连出门走路、人口死亡、瓜果成熟都要交税……最后，提一下杨炎的下场。
两税法改革的目的是增加税收，方法则是剥夺封建官僚阶层部分财富，所谓。这么干，杨炎无疑把所有封建官僚都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包括那位治世能臣刘晏。
为打击反对势力，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杨炎亲自在德宗面前做假证，将刘晏牵涉进一桩谋逆案，指责刘晏，最终刘晏被流放忠州，不久被唐德宗赐死、籍没家产、家属流放岭南。
杨炎是一个很好的文人，政治素质却明显不过硬。刘晏被处死后，天下人都认为这是一桩冤案，为给自己开脱，杨炎居然把责任推卸给唐德宗，逢人便说：“刘晏今的下场，是因为皇帝早就讨厌他了，不是我的过错。”
很快，杨炎的话就传到了德宗耳朵里，德宗愤怒地说：“杨炎这是把杀刘晏的责任推给我，一定要找机会诛杀这个奸臣。”
刘晏死后仅一年多，杨炎自不量力跟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泾原节度使段秀实叫板，他们和刘晏可不同—刘晏不过是一个刀笔吏，李希烈、段秀实可是真正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
李希烈、段秀实开始搜罗杨炎的罪状—那实在怨不得别人，杨炎的底子太不干净了：开元年间，杨炎刚在江南为官，就强占了一块很好的风水宝地；建元年间，杨炎又以宰相之威，强令京兆尹购买了他家的土地，当然，价格那是高得实在离谱。
在李希烈、段秀实等人的指使下，另一位宰相卢杞以这两条罪状弹劾杨炎。最终，杨炎被贬崖州，不出京城百里即被赐死。唐德宗在赐死的诏书中历数了杨炎之罪：不思为国尽忠，但知朋党为奸，败坏法度、罔上行私、纵恣诈欺、贪污受贿……
唐末钱荒
贷款买官的封建官僚，到任之后所得到的利益又岂只是几千、几万缗铜钱？
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兵败后，所积铜钱都达到数百万缗，相当于国家十几年的铸币量！
两税法对大唐帝国货币的演进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税法规定，此后收税不收礼（粮食、锦帛），只收现金。此后，从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4年）开始，大唐帝国经历了一场足以与萧齐年间媲美的大通缩，前后时间在七十年左右，一直延续到唐武宗年间。当时的人就将这场通货紧缩称为“钱荒”。史籍记载，数十年间每匹绢从四千文跌到了八百文，粮食则从两百文跌到了二十文，最后甚至跌到了几文。
两税法实施后，这场通货紧缩接踵而至，所以，很多人认为贞元大通缩最直接的成因就是杨炎推行的两税法：两税法实施以后，帝国政府税收只收货币，这极大减少了流通中的铸币数量，于是中晚唐出现了这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钱荒。
真的是这样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贞元钱荒发生的历史背景。就在钱荒生前一年，大唐帝国发生了一件不啻于“安史之乱”的叛变—“泾原兵变”。
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反叛，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士兵勤王，结果，士兵到达长安的时候唐德宗居然不给士兵吃饱饭。士兵当然很愤怒，大家扬言：“我们即将战死沙场，现在仍旧不能吃饱饭，怎么能以这样的羸弱之躯抗拒叛将白刃？皇帝的大盈库财宝堆积如山，既然皇帝不给，不如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
兵变在即，唐德宗也确实得到了线报。只是应急预案却非常愚蠢：赏赐中层以上将领每人两匹粗布，让姚令言率领这些将领，空口白牙去游说士兵不要造反！
士兵造反就是为了钱，这些中层将领也一样，人家在地方上随便捞点怕也比两匹粗布多吧？
结果，唯一真心劝说士兵的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无法约束手下，泾原勤王之师在长安兵变，杀朝廷抚慰使，士兵首领朱泚率军攻入长安并自立为帝。次年，仓皇出逃的唐德宗下罪己诏，即《奉天罪己诏》，唐德宗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位公开颁布罪己诏的皇帝。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如果一个领袖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改过自新，不但不会贬损自己的声誉，反而会增加领袖魅力。例证就是中国汉武大帝的《轮台罪己诏》，尽管刘彻一生出过很多昏招，但晚年所作所为力挽狂澜，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仍不失大节。
与《轮台罪己诏》一样，唐德宗在《奉天罪己诏》中承认现在社会秩序已经完全崩溃，自己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有负天下黎庶，由于自己的错误激起了兵变。所以，叛乱者只要放下刀枪就可得到赦免，只要重得天下太平，皇帝将“从我做起”，停用高级车马，停建奢华的宫殿，不再无故靡费臣民财力……
与韦伯的预见一样，《奉天罪己诏》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叛军见到诏书后，，大部分将领自去伪号，首领朱泚逃亡吐蕃后被杀。
唐德宗以最小的成本平定了“泾原兵变”，但是，重新进入长安的唐德宗却未能像《奉天罪己诏》中说的那样励精图治，所作所为也没有真正惠及天下黎民百姓。所以，才有了中晚唐这场史无前例的“钱荒”。
所谓“贞元钱荒”，并不是所有人手里都没钱，而是绝大多数人手里没钱，一小部分人手中的货币又多得不可胜数。
中晚唐年间，长安、洛阳各地大商人、高利贷者比比皆是，甚至有人专门为大官僚放债，这种新业务有个专有名词叫“京债”。这些人专门对在京新选任的官吏放贷，作为朝廷新贵买官的运作费用，待他们到任后再还钱。
齐州有一个叫刘十郎的人，他获得了全州醋的专卖权（德宗年间，醋、糖也均被列为专营的榷品），不过数年，刘十郎家财就已经积攒到十万缗—相当于当时帝国一年的铸币量。以此为基础，刘十郎在京专门贷款给即将当选节度使的人，待他们上任后再归还贷款。
—放高利贷给人运作方镇节度使，无论本金还是利息，所涉及的金钱数岂能是小数字？在某一个固定的时点，货币总量必然是一定的，有人积蓄多达帝国一年的铸币量，就必然有更多的人为一文钱游离于生死之间。
—贷款买官的封建官僚到任之后，所得到的利益又岂仅是几千、几万缗铜钱？
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兵败后，所积铜钱都达到数百万缗，相当于国家十几年的铸币量！甚至有人来装饰自己的府邸，在这座府邸辉耀山谷的背后，究竟毁掉了多少枚铜钱呢？
小人物的救赎
“二王八司马”的势力范围只在长安附近，地方节度使是否买他们的账，完全要看各方力量相互博弈的最后结果。遗憾的是，这几位理想主义的书生，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就轻易对军权下手了。
柳宗元有篇寓言叫《黔之驴》，意思是黔地（贵州）从来没有驴，有无聊的人把一头驴运到了黔地；开始，驴只要一叫唤，当地的老虎就很害怕，以为驴要吃自己；
后来，老虎发现，驴只会用蹄子踢几下；最后，老虎很高兴，认为驴，就把驴吃掉了。这篇寓言《黔之驴》流传了上千年，还出现了一个“黔驴技穷”的成语，意思是貌似强大的东西并不可怕，只要坚持斗争，假以时日必定会不攻自破。
其实，驴倔强而又无畏，并不一定是贬义词，美国民主党的党徽就是一头驴。在这里讲《黔之驴》的故事，不是为表明寓言之后究竟还有什么高深的暗示，只是希望能借作者柳宗元的生平为大家解读当时的金融财经故事。
或许我们能看到，柳宗元和他的战友才是那头倔强的黔之驴。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志大才疏的唐德宗病死，太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
唐顺宗的能力如何，还真无法评价；唐顺宗身体如何，我却知道一点，此人刚刚登基就中风了，此后一直躺在病床上，从来就没有真正处理过国事。比较奇怪，接替唐顺宗处理朝政的不是太后、皇后、宦官，而是陪他读书的两个书童：王伓、王叔文。
王伓、王叔文均是寒门出身，既无科举功名，也非豪门大族，在唐顺宗登基之前二人甚至没有过多机会接触政务。唐德宗是一个猜忌心很强的人，在李诵朝不保夕的太子岁月中，王伓、王叔文与这位未来的皇帝结下了良好的情谊。唐顺宗即位后，马上身患重病，不能接见百官，所有奏疏由王伓、王叔文代为传递，实际上也是由二人作出决断，二人甚至一度掌握了任免宰相的权力。
关于王伓、王叔文秉政，史籍上赋予一个专有名词—“二王八司马”。“二王”当然指代王伓、王叔文，“八司马”则是文官集团中与“二王”走得最近的八位高官，其中一位就是写出《黔之驴》的柳宗元（其他七位分别是刘禹锡、韩哗、韩泰、陈谏、凌准、程异和韦执谊）。
在“二王八司马”领导下，大唐帝国进行了一次治标不治本的革新，史称“永贞革新”。“永贞革新”虽然只有八个月，却是晚唐昏暗政局中最为靓丽的一笔。
此前“二王”只是太子的书童，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两个小人物成为帝国中枢的决策者。如此人生际遇，对“没吃过、没见过”的人来说，更有可能的是在骤然出现的利益面前丧失自我，在众多封建官僚的吹捧下得意忘形，最终成为遗臭万年的奸佞之臣，例如此前唐朝杨国忠、此后明朝王振。然而，“二王”却没有这么做，他们试图以自己的道德良心撑起这个破败的帝国，虽然这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二王八司马”是黔之驴的话，他们的第一声嘶鸣是拿皇室开刀—反正皇帝已经病入膏肓，不能享受了。
唐德宗当了二十五年皇帝，皇帝的小金库—大盈库，早就经不起毫无节制的靡费了，于是唐德宗发明了很多小儿科式的搂钱新方法。
第一种方法，宫市。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叙事诗《卖炭翁》，故事大意是两个宦官拿着皇帝的敕令，强行以半匹红绫换走了卖炭翁的一车炭。
《卖炭翁》的故事，记述的就是典型的宫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