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内，崇祯起用洪承畴打击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农民起义军几次被逼到了绝路。但是可惜的是，崇祯没有能把握住这些机会，犯下了一系列的错误。对于内部的农民起义来说，先是“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大饥，流寇四起”，这时的造反被朝廷轻易镇压下去。到了“崇祯三年（1630年），秦地所征曰新饷，曰均输，曰间架，其目日增，吏因缘为奸，民大困”。兵部郎中李继贞上奏说：“延民饥，将尽为盗，请以帑金十万赈之。”
但是崇祯皇帝一意孤行，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十万赈灾确实不多，但皇帝不听，大臣也没有任何办法。于是“人相食”，流寇又起，这一回规模更加庞大，朝廷无数次征战，也没能把流寇斩尽杀绝。其实老百姓的要求并不高，如果不是被逼得活不下去，没人愿意冒风险造反，崇祯皇帝偏偏把自己的子民逼上绝路，而最终自己的路也走到了尽头。
明皇帝密旨印玺
崇祯年间，一再加派饷银，分别是“剿饷”、“练饷”，加上万历时候的“辽饷”，也就是当时的三饷。在崇祯十年（1637年），为了剿匪，朝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那么这个军饷怎么来呢？
当时大臣们的建议有四个办法，一是“因粮”，就是加派；二是“溢地”，就是核实土地，对于额外的土地加收赋税；三是“事例”，就是要求有钱人家多出点儿钱；四是“驿传”，通过削减邮驿开支，以二十万充饷。对此崇祯皇帝说：“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这就是明朝时代的“剿饷”。
崇祯十二年（1639年），清兵突然袭击中原，廷议各镇练兵数至七十万余，于是又有“练饷”。当时崇祯金口玉言，说“剿饷”一年为期限，结果饷尽而寇未平，还多增加了一项“练饷”，实在是把明朝的老百姓当成冤大头。“练饷”又增七百三十万，“辽饷”在万历的时候为五百二十万，崇祯年间又增加一百四十万，后来的“剿饷”、“练饷”共计千万。这样，崇祯年间先后增赋一千六百七十万，这还不是全部，在贪官污吏的层层剥削下，实际老百姓要交的赋税更是数倍于“三饷”。如果说“剿饷”尚且师出有名，那么“练饷”就显得过分可笑了。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除了服从又无计可施。
当时，一年中只是军费开支就达到了二千万两，而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在生产力下降、全国田地骤减的情况下，明朝政府还这么贪得无厌，直接导致了明朝财政和经济濒于崩溃。苛政猛于虎，明朝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已是民不聊生一片哀号和狼藉。
除此之外，当时民间流传崇祯是重征，这也确实是实情。农民辛辛苦苦劳碌了一年，最后非但没有任何的收获，而且还要赔进去血本。到了这样地步，天下也没有人愿意种田了，种田也是死路一条，就不如拼命了。崇祯就是这样把老百姓逼上起义的道路的。
不久后，崇祯皇帝看到当时的形式，方才醒悟过来，但是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等到他下诏罢饷的时候，李自成已经兵临城下了。而明朝政府耗尽国力，用“三饷”养出来剿贼的官兵是怎么做的呢？
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大臣高斗枢奉命驻守郧阳。七月初，他从长沙动身，水路到达荆州，路经襄阳，八月初六进入郧阳。一路数百里的农田里都长满了蓬蒿，村落破败，没有人烟。他说，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军路过此地，二三万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兵的，而且这些兵烧杀抢夺无恶不作。
大军离开之前，还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高斗枢在十多天后到达，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左良玉的部队在明朝官军中并不是最坏的。他们烧杀抢掠，但是还能打仗，比那些见到百姓如狼似虎、见到清兵和土匪便逃跑的军队强多了。官军抢劫百姓也是出于迫不得已。官府的税费一征再征，仍然严重拖欠军饷。士兵们被迫卖命打仗，却又缺粮断饷，抢劫起来自然显得理直气壮，丝毫也不觉得愧疚。
老百姓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倾家荡产供养出来的百万官军，居然是横行天下的百万豺狼饿虎，于是老百姓对崇祯的怨恨日深。与官军的表现成对比的是农民军的军纪越来越好。公元1642夏秋，李自成和罗汝才每得一城，则改为派“贼”防守，严禁抢掠，以笼络民心。在这种情形下，“平寇”根本不可能有效果。这也是明军自己造成的严重后果。
就这样，李自成很快攻破了北京，并且得到了皇帝的大量钱财，而且数量相当庞大。崇祯皇帝口口声声国库的钱不够用、要“加赋”，更口口声声“爱民如子”。其实他不过是和万历皇帝一样，自己的钱舍不得拿出来。他采取的是竭泽而渔的赋税政策。崇祯越是加赋，造反的农民就越多，造反的农民越多，崇祯就越要派兵镇压，而士兵的军饷只能通过加赋。到最后，这位刚愎自用的皇帝陷入了自己设计的陷阱之中无法自拔，为了国事弄得自己心力交瘁，结果却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或许到了最后他才意识到，怎样做才是一位最为合格的皇帝，但是已经晚了，明朝早已名存实亡。
考究明朝的整个朝代，崇祯是个非常不幸的皇帝，他所接手的明朝原本就是一个烂摊子，谁遇上这个烂摊子都会束手无策。而崇祯又玩火自焚，其实也是迫不得已，在这个角度上，后人应该给予他一定的同情。但是也不能一味的原谅崇祯的不幸，因为他身为一朝皇帝，执政十七年，独断专行。那些无辜被他杀死的忠臣，在他统治下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老百姓，岂不是比他更不幸万倍？明朝之灭亡和崇祯有着很大关联，对此崇祯有无法推卸的责任。而明朝的大势已去也确实是他一个人无法左右的，毕竟谁也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规律。
崇祯为什么死也不南迁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一浪高过一浪，朝廷上下一片欢呼，恨不得明朝早亡，这样朱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内忧外患的危局使在位的崇祯皇帝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于是，他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挽救前辈的家业。
而此时清军接连攻占了山东、河北的许多州县；张献忠一路沿湖北、湖南夺关占地，准备全面占领四川；更严重的是李自成已西进潼关，占领西安，控制了西北，整顿兵马要直取北京，大有称王建国之势，在这样的形式之下国家社稷危在旦夕。
虽然形式非常严峻，但是假如此时崇祯皇帝权衡利弊，当机立断，迁都南京，或许可以卷土重来，尚可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明朝也许不会这么快就灭亡。但是崇祯皇帝却迟迟犹豫不决，甚至坐以待毙，终于断送了大明江山，自己也落得了个吊死煤山的可悲下场。但是，令人疑惑不解的是首先提出南迁之议的不是别人，正是崇祯皇帝本人，那么他为什么又迟迟不肯南迁呢？他是真的不想南迁吗？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四，崇祯皇帝紧急召大学士及首辅大臣陈演、魏藻德、丘瑜等大臣到御书房议事，讨论兵部兵科给事中吴麟征、陕西总督余应桂和蓟辽总督王永吉三人提出的速调吴三桂入京勤王的三道紧急奏折。这本是一个拯救危亡的折中方略，虽然不得不因此放弃山海关，但能避免京城落入李自成之手。
但是，崇祯皇帝对此又很有疑虑，迟迟做不了决定。面对外患，如果弃地守京，就会落下丢失国土的千古罪名；面对内忧，坐以待毙，又会蒙受失政于寇的奇耻大辱。这个两难选择使他犹豫不决，因为在这危难时刻，他还一心想做名垂青史的圣君！真让人啼笑皆非。
所以，朱由检是不愿意去承受这种失地失国的重大罪名的。于是，他把这个皮球踢给了这些大臣们，试图让大臣们正式提出建议，然后他再顺水推舟做个表态，免得承担责任。但是，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这些长期生活在皇帝身边的大臣们个个老奸巨猾，他们早都猜透了皇帝的想法，所以没有人站出来替他背这个黑锅。
崇祯眼见着从这些大臣们身上得不到什么好处，也没有人愿意承担他该承担的责任，最后只好决定：“等早朝的时候我们再议。”于是，在一天的早朝上，众朝臣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争论，莫衷一是。一派主张弃地守京，另一派主张决不弃地，结果相持不下，不欢而散。那么，主张决不放弃一寸国土的臣子们，真的是心口如一誓死报国的忠臣吗？
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当时的内阁首辅大臣陈演就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想：“如果自己当廷表态弃国土，日后就逃脱不了丢失国土的罪名。”他担当不起这个责任，也不愿意去承担，所以他后来又不公开反对“弃地守京”，也是遵照崇祯皇帝的意愿。他还想：说不定有朝一日秋后算账，这个刚愎自用又心胸狭窄的皇帝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责会找一个因弃地守京而丢失国土罪名的替罪羊，所以他陈演最好是明哲保身了。还不如顺水推舟，皇帝说怎样就怎样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满脑子为个人打算的人把持朝政，再加上有着一个优柔寡断、只顾虚名的皇上，哪里会定下万全之策呢？
于是，退朝不久后，左中允李明睿求见崇祯，为崇祯献上南迁的计策。这之前崇祯曾与周延儒秘密商议“南迁”，并叮嘱不得泄露此消息。这时他却改变了主意，反认为即使弃地也难保北京，大敌当前，应该效仿晋、宋南迁，以后再图恢复北方，以缓目前之急。这种想法，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个消极的应对策略是当时确保朱明王朝的可行之策，崇祯心里也是赞同的。但是，他有着太多的顾虑，认为南迁是丢弃宗庙社稷的大罪，比“弃地守京”更加可耻，他实在不愿承担这个千古骂名，于是，为了这个虚名，他宁可让明朝败亡，也不愿意当个卖国皇帝。但是，他没有想到，或许他这样的决定恰恰正是落了个骂名。
之后，李自成农民军势如破竹，来势汹汹，很快就攻克了宁武，明军一败涂地，京城已经岌岌可危，崇祯又连夜召诸大臣商议对策。这时，李明睿又奏请南迁。崇祯想：“如果没人反对，我就南迁。”但是，想到这里时，左都御史李邦华竟提出：“皇上应该守京师，让太子下江南。”崇祯见自己的如意算盘被打乱，就非常愤怒地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他一个孩子能成就什么大事呢？”
大臣们见皇帝龙颜大怒，一个个吓得闭口不再说话，而事实上人人心里都明白，皇帝自己本想南逃，却硬要众大臣说出来，纯粹是为了死要面子。他们又一想：“如果皇上南迁，一些大臣们便会留在京师辅佐太子，变成替死鬼；而那些随驾南迁的人，一旦京师失守，说不定也会因力主南迁而替人受过，这实在是个两面不讨好的苦差事。还是保持沉默的好。”
大臣早就知道了崇祯的想法，所以个个沉默不语。崇祯却不知众人心里想些什么。见无人表态，还连连催促群臣想对策。结果群臣议来议去，还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到了最后，也只是下了个“入京勤王”的圣旨，等待各路大军来京护驾。可是，结果呢？
崇祯自缢处
没过几天，勤王的军队没到，告急奏折却像雪片一样飞来，如再犹豫那么大事可就不好了。李明睿又来紧急求见，力劝崇祯南迁。崇祯皇帝当然想马上南迁，可是他又总盼望着大臣都一致赞成南迁，都来哭求时再半推半就地答应下来，这样虽然仍是不免“弃京南逃”之名，但总还能营造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情景，使人对他这个皇帝的被动无奈深表同情。因此，在形势已经万分危急的关头，他仍然固执地抱着一线希望，兴许这一次大臣们会众口一词地奏请他南迁，再等等也不迟。
但是他又错了，大臣们来朝见他时，都仍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依然保持着沉默，谁也不肯开口。正在僵持的时候，又有前方信使来报：“保定失陷了！”这一下，南迁的路被从中掐断，南迁的事也就化为泡影了，局势已无可挽回，农民军占领北京已成定局。崇祯追悔莫及，也只好等死。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已经无路可逃，依然为了保持他的终节，在紫禁城后的煤山上自缢殉国，就这样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明王朝彻底败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