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性花园
养性花园在二堡，位置就在益阳市资阳区教育局后面的鹅羊池边。从名义上讲，它是一家民国时期的著名客栈。大凡初来益阳的外地客人，倘若有些身份，必定会首先下榻养性花园。
复旦大学教授余楠秋在1936年《旅行杂志》上发表的《益阳游记》，是这样描述它的：“养性花园，据说是益阳最大的旅馆，上等的旅客，总是在那里歇足。”至于其中的原因，根据这位长沙人的分析和感受，大概有这么几条：一个是“位置在二堡后街，总算是闹中取静”；二是“两间最大而又最贵的房间”，在当时“价钱是每间一元二角一天”，似乎并不算贵。最重要的，就是只有“这两间房子”的这个后楼“是滨湖而立的”，可以看到“湖水和田野，以及远处的山岗”，不仅感觉到“有些诗意”，而且在风和日暖的秋日，“诚是意外的舒适”。文中所称“滨湖”，就是濒临波光粼粼的鹅羊池。在这位留洋文学院长的笔下，放眼山水田园风光、排遣都市生活的单调乏味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
旧时的古道街是一条地地道道的休闲街。街上不仅有五之园、新舞台和荷香阁这样的文化娱乐场所，还有养性花园这样的客栈。只是这些上等的客栈，往往也是堂帮姑娘栖身之所。过去，益阳的妓女分成两类数等。具体来说，一类是窑帮，是专操皮肉接客的妓女，地位很低。另一类是堂帮，是经过遴选的官妓，色艺才情俱全，主要做一些官方性质的公关接待，地位远高于普通妓女。说白了，堂帮就是交际花之类的角色。堂帮也称清香堂，仅古道街一带就有好几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养性花园、秦花班子、妙太和班子、罗家班子和高家班子。但就硬件规模和人才档次看，还是养性花园最出色。
养性花园原名养性花圃，养性花园是市井坊间的俗称。老板莫伏生，长沙人，大约在民国初期，他来益阳寻找财路，到古道街的大码头后街就有了发现，决意涉足清香堂的经营。清末民初，正值益阳发达的商埠码头渐入鼎盛之时。当一批批商客踩着大码头斑驳的麻石拾级而上，疲惫的身影淹没于南腔北调的人潮，养性花园的出现，不仅为他们提供一个宁静而温馨的栖身之所，还填补了不少人的心灵空白，因而生意十分红火。开设清香堂，需要在当时的警察局备案，缴纳一定数目的捐税。在行业摸爬滚打许多年后，莫老板的触角早已伸进了县衙和警局。有了人脉和后台，再加上岁岁年年累加的口碑，一批批几乎是整个益阳城里的绝色女子围绕着莫老板和他的养性花园，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水与养分相互交换和输送的根系模型。对于其利益链的描述，当时的民谣这样唱道：
洋船到，姑娘跳，
铜角子不要要现票……
1925年，莫老板幸中头彩独获银洋一万元，即在鹅羊池边租地大兴土木，修建二层楼台，培植四时花木，美化环境店容。以福、禄字号为等级，设置高级客房若干间，配备时尚家具，陈设考究，窗明几净，暗香盈门。为了方便顾客的接送，还在益阳城里首开纪录，购置了时髦洋气的黄包车两辆，大凡过境益阳的富商巨贾、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均下榻于斯。据说当年经销哈德门香烟的英吉利商人，只要一涉足益阳就歇息此间，在市井街坊引起轰动，传为美谈。
其实，1923年的重新开张，餐饮业也是养性花园经营的一大特色。从长沙高薪聘请湘菜名厨胡绍怀、潘子斌两位掌勺，兼顾益阳本土口味，烹饪上等酒席佳肴。菜品种类繁多，自成系列。如鱼系列有鱼翅烧烤，鱼皮鱼肚熘炒等，堂菜有四热炒、四高庄、六大碗或八大碗，火锅有三鲜火锅、生片火锅、鱼丸火锅等。由于用料讲究，口味地道，服务到位，自然赢得许多高端顾客的青睐。于是，酒席和旅店作为两大主业，逐渐成为益阳这两大行业的翘楚，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在经营酒宴和客栈的同时，养性花园紧跟时尚需求延伸了产业链。从1925年起开设浴池项目，内置小盆十二个，每次收取银洋一元。据考证，这是益阳城里最先开设这项业务的大店面。此后，又陆陆续续增添了搓背、按摩、修脚等服务，另收小费若干，这些便民服务深得顾客的好评。
抗日战争爆发，日寇进犯，战火纷飞，很多人从上海、武汉、长沙等地涌向内地小城益阳，养性花园成了有钱人的避难所。战乱没给它带来萧条，生意一度比以前更好。只是抗战后期，益阳城里曾惨遭日军蹂躏，民生凋敝，人们无心过问和关注这类远离普通百姓的高消费场所，于是养性花园渐渐被市井坊间淡忘了。但它却是益阳本地权贵们经常光顾之所。花天酒地买醉也好，寻欢作乐猎艳也罢，甚或是前去赌博一把，吸几口大烟，它依然拥有光鲜的外表和响亮的名声，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
新中国成立以后，养性花园走到历史的终点。老板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亲手修起的建筑相继被拆除，“大跃进”给最后的楼台和尚未完工的烂尾楼画了一个句号。养性花园的歇业，人们褒贬不一。它既充满益阳人的自豪和自信，展示着益阳的形象，也有人们的不屑和耻辱，抑或伤感、怀旧，它的身上，承载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时至今日，有关养性花园的一些故事还在民间流传，或许是对其最好的诠释。
益阳烟馆
益阳城里有六馆，即戏馆、烟馆、赌馆、饭馆、妓馆和茶馆，烟馆仅次于为首的戏馆之后。清朝鸦片战争后，鸦片开始流入益阳县城。起初，杂居在三堡一带新化、邵阳、武冈和安化的居民吸食较多，不久就遍地开花，县城及近郊，烟馆林立，约有百余家。最有名的是城内试馆和大码头的养性花园。
道光年间，鸦片初入益阳时，吸食鸦片被捧为一种时尚，并催生出一个新兴的行当。以清末城内试馆为例，这家专设的烟馆有单间和通铺两类之分。大间通铺，床褥枕头摆放整齐。烟客进门，话音刚落，烟具就递了过来，服务非常热情。单间是包厢，布置考究，装修雅致。油漆雕花的大罗汉床，“太平洋”名牌床单外加豹皮垫子，若是冬天，旁边配有暖箱。床头矮柜上，烟灯、烟枪、烟盘、烟托和小剪刀应有尽有，特别是烟枪，有的还是象牙的，很是讲究。大罗汉床最多容纳三人同时吞云吐雾，当然以一人独自吸食或两人横卧享受为佳。若是三人，就只能品字形侧卧。在后期的一些包间，还有女人伺候，香茶、糕点、水果和冰糖等饮食均摆备于案头。
烟馆大体与旅馆无异，也雇请有经理、会计和服务生。经理逢人作揖，满面春风，广揽生意。服务生多以乡下小妞为主，也有不少吸烟成瘾寄生在此的男仆。烟客有老少爷们、地痞流氓、贩夫、兵勇、赌徒、商贾、官绅等。对于顾客的身份差异，寄身烟馆的瘾君子们态度是完全不同的。有钱人来到，不但神情谄媚，还帮其烧烟、上斗、装枪，为的是闻上顾客喷出的余烟，借以自醉，然后端茶上水，将掏挖的烟泥作为酬答悉心包好，揣入怀中以备急需之用。若是老烟鬼进门，因无多少好处可得，则委言拖宕甚至借口开溜。
到了民国初期，烟馆往往与旅社、妓院合办，日夜营业，生意兴隆。作为益阳城内最大的旅馆，也是堂帮姑娘的栖身之所，养性花园并不缺少曾经风靡中国近百年的鸦片烟的吸食。在其装潢考究的包房里，不仅有精巧别致的烟具，还有美貌可人的女子陪伴左右，因此，不少益阳本地的军政要员和乡绅巨贾以进入养性花园为荣。“神仙吹玉笛，一天几两几，烟雾帐中腾，日高犹未起”，这是当时的一首民谣，也是这群醉生梦死、享尽逍遥的瘾君子们颓废生活出神入化的真实写照。
在分不清是妓院是烟馆还是客栈的养性花园，同样备有只有烟馆才有的烟榻。许多公子哥儿来此寻花问柳，烟催情色，欲尽情迷。不少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地主老财为了炫耀和攀比，竟将吸大烟视为养尊处优的享受，甚至把它当作日常待客之物。由于理智的丧失，人们不以为耻，反以为乐为荣，滋长了对大烟的吸食，因而烟瘾像流行感冒一样扩散开来。政治的腐朽和社会的堕落，在一幕幕吸食鸦片的丑态中凸显无遗。
烟馆的鸦片败坏的不仅是世风，还摧垮几代普通百姓的生活。清末民初，吸一口烟只需一两文铜钱，20年代初，一两烟涨到几角、几元。抗战前，基本稳定在两到三元不等，抗战爆发时每两一度高达十几元。按照1945年的标准，一个人每日花费两元计，等于人均吃掉四斤猪肉。因此，即使是殷实人家，也被鸦片这个黑洞所吞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之事屡见不鲜。当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竹枪一支，杀死英雄不见血；明灯数盏，烧毁田宅并无烟。”财散尽，人寿摧，欲哭无泪，欲罢不能！烟馆，这个驱之不去的瘟神，给益阳的城乡百姓带来的灾难是十分深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