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上梁山》为三幕二十七场戏，由延安中央党校大众艺术研究社集体创作，杨绍萱、齐燕铭等执笔写成，延安平剧院于1943年底排演。《逼上粱山》取材于《水浒传》，写林冲为形势所迫上梁山闹革命的故事。剧作演出后受到人们的极大欢迎。毛泽东看后，当即给剧作者写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并称道该剧“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此外，京剧改编中有同样取材于《水浒传》的《三打祝家庄》。当时延安还演出了《战北后》《史可法》《保卫边区》《中山狼》《进长安》等剧目。这样，京剧就从旧有的古板的程式中解放出来，改编成时代性强的各种现代戏，京剧得到进一步发展。
传统戏曲改革取得较大成就的剧种是秦腔。柯仲平、马健翎领导的民众剧社先后编演了《查路条》《十二把镰刀》《大家欢喜》等。其中，取得较大成功的是马健翎（1907—1965）的代表作《血泪仇》和《穷人恨》。
在解放区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歌剧创作和旧剧改革的同时，也在创作方面为话剧的民族化做出重大贡献。这一时期话剧创作主要反映了解放区农民和部队的战斗生活，值得一提的有《把眼光放远一点》（胡丹沸，1942）、《同志，你走错了路！》（姚仲明、陈波儿等，1944）、《李国瑞》（杜烽，1945）等。另外，解放区话剧还产生了一批表现工人、知识分子生活和思想斗争的剧作，如刘沧浪、陈怀皑、陈淼等创作，鲁煤执笔的四幕话剧《红旗歌》，贾克、赵寻、轲犁等创作的《民主青年进行曲》和吴雪、陈戈、丁洪、戴碧湘等改编的《抓壮丁》等。
国统区戏剧创作
戏剧是中国抗战文艺中的一支生力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左翼戏剧运动在抗战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抗战后期，特别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包括戏剧在内的文艺事业遭遇重大挫折。许多进步作家遭到逮捕和暗害。国民党当局通过采取对剧本的审查，对演出场地的限制，甚至对演出收取高额“娱乐费”等手段对进步戏剧进行封杀。处在高压政策下的国统区戏剧工作者面临失业的威胁和生活的重压。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着中国戏剧运动继续走向成熟。国统区重庆曾一度成为“中国现代戏剧的中心”。面对外敌入侵和国民党的残酷统治，“当时戏剧之抗战和民主两大主题，至此得到有机的统一和深刻的揭示”。这期间重要的戏剧团体有重庆应云卫领导的中华剧艺社，于伶领导的中国艺术剧社，桂林有杜宣任社长、田汉任名誉社长的新中国剧社等。这些剧社和他们的戏剧艺术家为中国戏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艰难的努力，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1944年2月桂林举办的西南戏剧展览和南方三十多个剧团的演出，都是中国戏剧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由于上述三大剧社和中国青年剧社、上海剧艺社、上海实验剧社等进步戏剧团体的努力和坚持，先后在上海、重庆、无锡、桂林等地以戏剧或电影形式演出了《丽人行》《升官图》《捉鬼传》《嫦娥奔月》《清明前后》《岁寒图》《鸡鸣早看天》等剧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国统区戏剧创作在艰难的政治环境下仍然保持一定的创作势头，为中国现代戏剧发展提供了一批质量上乘、艺术可嘉的作品。这些作品取材广泛，内容丰富，按题材和类型，可分为历史剧和现实剧两大类。历史剧创作上，比较有代表性、成就较高的是郭沫若于1942年一1943年写成的《孔雀胆》《虎符》《屈原》《高渐离》《南冠草》等，阳翰笙（华汉）的《天国春秋》（1941）、《草莽英雄》（1942），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1941），阿英的《李闯王》（1948）和“三大南明史剧”即《碧血花》（又名《明末遗恨》、《葛嫩娘》）、《海国英雄》（一名《郑成功》）和《杨娥传》，于伶的《大明英烈传》，杨村彬的《光绪亲政记》，等等。在现实题材剧作的创作方面，有曹禺的《北京人》（1941）、夏衍的《法西斯细菌》（1942）、《芳草天涯》（1945）、茅盾的《清明前后》（1945）、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1942）、《捉鬼传》（1946）、《嫦娥奔月》（1947）、于伶的《长夜行》（1942）、陈白尘的《升官图》（1944）、宋之的《祖国在召唤》（1942）、袁俊的《万世师表》（1943）、沈浮的《重庆二十四小时》（1942）、洪深的《鸡鸣早看天》（1945）、夏衍、宋之的、于伶合写的《戏剧春秋》（1943）、田汉的《丽人行》（1947）、瞿白音的《南下列车》（1949）等。
此外，戏剧家还积极创作电影剧本，如陈白尘编剧的《幸福狂想曲》，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沈浮编剧的《万家灯火》，蔡楚生、郑君里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等，都显示了较高的成就，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历史剧方面，除郭沫若的《屈原》等描写战国时代的社会政治的话剧外，另一种较有影响的就是“太平天国”系列剧。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是五幕历史剧，作品写太平天国因奸臣内讧导致军机失败，国事灭亡的过程，旨在让读者明白“革命者要有殉教的精神，支持民族国家全靠坚强的国民”。剧中李秀成攻克杭州后减免租税，奖励耕种，深受百姓爱戴。安庆被曾国藩围困时，洪仁歼因嫉妒李秀成解围立功而拒绝救援，导致安庆失陷，并派人暗中奏表天王洪秀全，为奸将陈坤书封王，湘军围困天京时苏杭也军情告急。洪仁玕等嫉妒李秀成才干，力主召其回京。洪秀全听信谗言，为奸臣所惑，没有看破洪仁歼等人的危言耸听和离间挑拨，在天京粮草悉尽的情况下，荒唐地劝众臣以“甜露”（杂草）充饥。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天京被破，洪秀全自杀身亡，忠王李秀成一家及众将士壮烈殉国。全剧节奏紧凑。情节紧张，充分表现太平天国内部的矛盾重重和奸臣当道给国家造成的危机。
在现实题材剧作的创作方面，多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人们不同的态度，反映抗战中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万世师表》是剧作家、导演袁俊（张骏祥）（1910一1996）写的四幕七场剧。剧作开头，作者引用《圣经·约伯记》的一句话作为主旨：“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作品写知识分子林桐在抗战洪流中，面对众多的诱惑仍然坚守岗位，支持抗战的可贵品质。方义逵是北京某大学教授，民主爱国，和蔼可亲，以教书为乐，为人师表，把教书当成“终身事业”。他把自己的衣钵承继给师范毕业却已在学问上有所建树的青年教师林桐。林桐继承先生遗志，凭着自己扎实的学问功底，在学校迅速成长，深得师生爱戴，折服了专爱论资排辈、浅薄自视的娄国栋、施运嘉之流。“五四”运动中，林桐与学生一起参加民主爱国运动，遭到当局逮捕。在抗战期间的艰苦岁月里，林桐坚守岗位，为学生、学校，为事业付出了毕生心血。他负责学校迁移，而自己的家财却在长沙战乱中毁尽，又痛失幼子。然而他面对困难，没有半点犹豫和退缩。在最艰苦的阶段，林桐断然拒绝了发国难财的同利运输公司和郑楚雄岳父的重庆建国公司的邀请。在种种诱惑和困难面前，林桐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为人师表的凛然正气和高风亮节。五十五岁生日时，学校召开林桐服务母校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为其赠送“万世师表”的锦旗，以彰显先生功劳及其革命情操。民主爱国运动中，有的冷漠中立，如娄国栋；有的暗中告密，如家道优裕又贪生怕死、风吹一边倒的郑楚雄。此外，作品还刻画了其他人物形象，如施运嘉号称东帝毕业，却是个道貌岸然、处处事不关己，“哼”然不断，对方义逵和林桐的成绩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的家伙。娄国栋则以哥伦比亚博士自命不凡，满嘴洋话，开口闭口“Itellyou”；抗战中，他改行做生意，混迹“军、政、商、学、工、党”之中，办同利运输公司，大发国难财，变成拜金主义的守财奴。该剧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和高度，写出当时局势的复杂，塑造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是抗战戏剧中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四幕剧《长夜行》创作于1942年，是于伶（1907—1997）的优秀代表作。剧作主要写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上海公共租界贫苦知识分子的生活。俞味辛与妻子任兰多同为以教书为业的学校教员，生活却让“煤球”和饭食填充得喘不过气来。他忠厚、朴实地干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却也是个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拒绝褚冠球的改行邀请和金钱利诱。后来却为汉奸所害遭到逮捕。美日矛盾激化后经朋友保释出狱。他生活贫困，对父母“生不能养，死不能葬”，却在关键时刻不顾性命之忧，挺身而出，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为国献身的坚硬脊梁！出身贫困，由于战乱而不知家事的陈坚是个机警干练、诚挚热情的地下党员，他一边做教员，一边稳健执著地干着党的事业。他冷静果敢，沉着坚强。他说：“我拿参加救国工作，当作一条鞭子来策励我自己。我把献身革命，当作一道符咒，一个命令，来镇压我自己。”他认为知识分子应“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韩英则为生活所迫只得用登报方式来“出售”自己，以供小儿多多念书。她嫁给沈春发后，在沈家，母子相见却不相认，甚至连多多叫一声“妈”的心愿都不能满足。她想着能“像一种鸟，一种母鸟，让自己死了，让自己的身体腐烂，生出蛆虫来，把蛆喂小鸟儿，慢慢地养大起来”。然而多多终因病死去。沈春发囤积居奇，靠投机倒把发财，终因韩英离去，日英美冲突导致租界封锁而人财两空。房东卫志成终日喝酒，守着房子度日。因其太太借钱学做囤积生意亏本，最终把房子抵给沈春发，是个浑浑噩噩，满腹怨气的“酒糊涂”。剧作感情真挚，用有力的笔触描绘当时人民生活的辛酸和无奈，控诉国民党统治的暗无天日和血腥残酷。
宋之的（1914—1956）是国统区的重要剧作家之一。1932年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41年后组织旅港剧人协会、中国艺术剧社。在电影、戏剧、歌剧等方面均有重要创作，如电影剧本《无限生涯》，话剧《谁的罪》《雾重庆》《国家至上》，歌剧《打击侵略者》，古典歌舞剧《九件衣》等。抗战后期，作家和人民群众不再满足于“炸弹与狂呼”的表现方式，而开始深入挖掘社会生活的底蕴，展现人们丰富的心灵世界。这时，“戏剧创作从简单的时政宣传转向对生活的现实主义描写”。五幕话剧《雾重庆》（一名《鞭》）写于1940年，是反映国统区人民生活的重要作品。1938年秋11月，北平学生林卷妤、沙大千等为躲避战乱，由上海来到重庆。此剧描绘了他们到重庆后的生活画面。林卷妤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放弃小饭馆的生意到前方参加救护队。在女儿夭折的伤痛未复原的情况下，自己开店及参加救护队的工作又遭到爱人沙大干的嘲讽。沙大干报考空军未如愿，又面临失业，只好靠“磕头外交”处处借钱。他以拯救民族工商业为名，到香港做生意发迹后，即变得唯利是图，并在外拈花惹草，以至林卷妤也被传染上花柳病。最后沙大干与袁慕容合伙的运货被敌机炸毁，终至血本无归。林卷好心灰意冷，决心与沙大千分道扬镳，在袁慕容虚伪的追求中得到暂时的安慰。苔莉（徐曼）父母死后，为了弟妹的生活，被迫沦落为舞场交际花，做了社会、生活的寄生虫，靠男人而活，日夜卖笑。袁慕容则是个道貌岸然的官僚伪君子，他凭自己的地位和手里的金钱投机发财，玩弄徐曼后又企图骗取林卷妤的感情。难民赵肃夫妻为生活而寄人篱下，赵肃虽不满沙大千的颐指气使的老爷气派，但在小饭馆关门后还得被迫回到沙大干处谋得生存，体现了人们生活的无奈。此外，剧作还刻画了以算命为活的万世修的性格形象，写了在医院无钱救治而痛苦死去的未得名望的作家老艾。
综观国统区戏剧，剧作家们关注现实、关注人生的精神是非常可嘉的。他们着眼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对他们的生活予以人文关照，体现了作家们在国统区艰难环境下的顽强斗争的勇气，是很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