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最后一次咨询结束，我送走朱向东母子的时候，望着夕阳下他们的背影，我的心里既充满了深深的无奈，也很为自己的失察而感觉难受。
在这个案例中，我有两个地方失察：
第一个，咨询刚开始时“神灯”游戏所显露出朱向东当时最后的愿望，很有可能也是解决其根本问题的重要渠道，但我当时只把注意力放在收集“躯体变形障碍”的线索方面，没有给予更多的重视，没有更多地关注和兼顾朱向东“想回到原来的学校”这个愿望背后的对于环境的“熟悉”和内在“安全”的需要，以至半年多后方才醒悟，贻误了治疗的宝贵时间。此为失察之一。
第二个，“躯体变形障碍”治疗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家庭支持，在一开始时我就应该将其位置摆正。但由于先入为主的原因，认为其父不在北京，就无法进行家庭治疗，所以整个过程中忽略了其父亲的作用，甚至没有认真分析朱向东对他父亲的怨恨不是因为没有及时治疗好他的腿，而是事实上感觉父爱的失去。我对此没有准确把握，自然也不能给予调整。此为失察之二。
客观上不可否认，“躯体变形障碍”确实为预后不好治疗的一种行为障碍，尤其若是发展成综合症后，其治疗难度则更大。我体会其难度并非只存在于医患之间，社会因素、家庭因素、伙伴因素、环境因素等都是不可忽略的。本文开始部分所做的关于青少年咨询与成人咨询比对，在朱向东身上有了真实的写照。对一个患有精神系统障碍的青少年来说，半年多以来本人、家长、咨询师共同努力的结果，被数学老师几句带有讽刺意味的批评就击溃了，我真的说不清是我们努力建立起来的防御体系过于脆弱呢？还是那位老师的言词太过锐利？抑或“躯体变形障碍”这种行为障碍从根本上说就难以治疗？
这个问题我不得其解，留待有识者教我。
最后，我所感慨的是，按照世界目前现行的精神疾病分类标准之一的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4）》的分类，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障碍有42种，我国大约有38种。据估算，我国约有15%的儿童和青少年患有精神疾病或心理障碍，约为5000万。而全国所有的儿童精神病学家只有125位，比例悬殊达到极点。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对儿童教养的方式以及客观条件，“造就”出许多因“社会文化性剥夺”而形成的行为障碍的儿童青少年，其心理健康水平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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